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魏延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谋反而被诸葛亮所杀，似乎是罪有应得。虽曾有人替魏延撰辨冤文，但《三国演义》塑造的“反贼”魏延形象实在是深入人心，很难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杀。例如，四川成都的武侯祠是目前保留下来的重要三国文化遗址之一，祠内，除主要供奉诸葛亮塑像之外，还供奉着诸多蜀汉文臣武将坐像，总计达四十一尊之多。然其中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像。
军事奇才
魏延的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云：“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
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曰：“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编制的名称。
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为社会基础的割据势力形成，割据者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三国志·卫觊传》曰：“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于是部曲便成了州牧郡守等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
魏延以部曲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是降将。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业已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
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之地。汉中郡坐落在曹魏控制的关中和刘备统治的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的交界之地。蜀汉为了保障自己主要统治区的安全，有必要以“重将”镇守汉中。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曹魏若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
如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反之，蜀汉如果据有汉中，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荆州。基于此因，刘备岂能不慎之又慎，作反复思虑呢？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汉中王府中之事。
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自然是非张飞莫属了。张飞素以刘备军中第二号武将而著称，其先前虽丢失过徐州，但进川后智降严颜，镇守巴西郡时，大破曹魏名将张郃，堪称是蜀汉一员智勇双全的名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
刘备
刘备置张飞才干、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的军事指挥才能不在张飞之下，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故何焯评曰：“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然。”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拜魏延为汉中都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
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
其一，督营驻所。
魏延将其主力驻扎于南郑，《三国会要·舆地一》汉中郡南郑县注：“蜀置，汉中都督屯此以为重镇。”此城位于盆地中央较为宽绰的地方，西北距褒斜道南口不过数十里，而傥骆道和子午道汇于成固后西行抵达南郑才能分金牛道、米仓道两路入川，因而是总绾几条路线的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刘邦为汉王时，曾以此为都，建立城池。魏延屯兵南郑，既能借用旧有城池，又可利用交通枢纽的位置，在边界有警时迅速赴救各方。
其二，实兵诸围。
据《三国志·姜维传》载：“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魏延采用的防御战略，是在汉中四周的山险要道以土木筑“围”，即以堑壕、围墙为主体的营垒，外设鹿角，驻扎守军，用来阻挡入侵之敌，不让他们进入盆地内部的平川。魏延的这一作战方案，为继任者所沿用。
延熙七年（244年），曹爽率步骑十万来攻，汉中守兵不足三万，形势十分危急，王平即于兴势凭诸围阻击，史载，“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结果王平阻击使魏军一筹莫展，寸步难行，若非迅速撤退，几遭全军覆没之虞。魏延所修的诸围依凭地势，防御坚固，极为有效地抵御了魏军的进攻。甚至在蜀汉灭亡前夕，钟会率十余万重兵云集汉中，当地守军仍能据围坚守数月，直至成都陷落，刘禅归降后，才停止抵抗。史载，蜀军闻后主降魏，“将士咸怒，拔刀研石，于是诸郡县围守皆被汉主敕罢兵降。”胡三省注：“围守，即魏延所置汉中诸围之守兵也。”
总之，魏延镇守汉中时期，兵力部署和防御工事的修建都是合理有效的，他不负刘备所托，确保了蜀汉北方门户的安全。
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姜维
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都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汉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述的十分深刻：“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
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了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不是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之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
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陇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击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即便是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此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也应包括魏延在内。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以此观之，魏延率军能独当一面，克敌制胜，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并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详论兵出子午谷得失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了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谋略：“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林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魏延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建策由他率精兵五千，负粮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是“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
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伏兵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楙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那么这四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无论从蜀魏战争持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的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做过实地调查，即使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并无二致。魏延终究是蜀汉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不要说在军事上，甚至在精神上都没有准备。既然如此，那又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子午谷中埋下一支伏兵呢？
至于第二条理由，“夏侯楙未必会弃城逃走，”也并不具有说服力。夏侯楙为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还为尚书。楙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
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诸葛亮
第三条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夏侯楙乃膏粱子弟，素不知兵，以魏延久经战阵，习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可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长安，然后夺取关陇，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
其实，魏延之谋略成功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与从汉中向祁山的偏师配合成钳形攻势攻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其实是奇妙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这实在是一个荒谬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有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后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是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首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是“稳取”之意。
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每阅史至此，不免掩卷而长叹。
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部，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魏延文武兼备，勇猛过人。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唯一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然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
陈寿
陈寿十分推崇诸葛亮，对其评价极高。但又云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凌迟，大义不及邪！”众所周知，萧何佐刘邦成帝业，有韩信为将。但韩信本是一个胯夫，在项羽那里亦仅是一个执戟郎中，是萧何慧眼识英雄，向刘邦极力推荐，才使韩信登坛拜将，有了施展其才华的政治舞台。
其实，魏延善于用兵，具有一流的军事才能。刘备知人善任，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为蜀军主帅的打算，但诸葛亮对魏延却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部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
由此可见，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但诸葛亮对魏延颇有成见，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如此一来，他的北伐大业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陈寿的“时之名将无韩信”云云，只不过是为“尊者讳”罢了。
魏延蒙冤而死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234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死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与会者，除自己亲信之外，至少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都假节，封侯。
可见，魏延在蜀汉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符合常理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为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安排杨仪任何职事？不甚明了。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了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主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张本，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
原因有三：
1、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若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悖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
郭攸之
2、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连后主刘禅都声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而魏延却时常不假以辞色，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
3、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可以继之。”姜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如若要使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蜀汉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亮。”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虽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了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杨仪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此语，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犯上作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汉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枢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
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颉顽，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
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睦，“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度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是反叛，“士众”不愿再追随他，也是很正常的事。可见，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马岱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延冤死悲剧的原因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忌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
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是一个低能。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给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后主将杨仪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内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