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士人政绩低劣的原因分析
东晋士人在精神境界上、文学艺术和行为艺术上如此高洁玄远，而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却如此低劣，反差如此之大，原因是什么呢？
1、皇权不振
首要的原因是皇权不振，而皇权不振又与士人的所谓“风度”互为表里。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向来强调士志于道，但中国人骨子里缺乏机构忠诚，缺乏抽象的国家概念，忠诚总是依托于特定的王者。
士人的社会责任、家国情怀，也是和忠勤于王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忠勤于王事，才能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他督促你勤于王事，有奖有罚，让你沉入于政务。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魏晋风度最为“猖狂”的三个阶段，大致来说，都和皇权不振有关系，
第一个阶段爆发于魏明帝死后的曹魏政权空窗期；
第二个阶段爆发期在西晋武帝死后的政权空窗期。
到了第三个阶段的东晋，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背景帝。
开国元勋王导一手创造了只要包容不讲是非的所谓“无为而治”的政治风气。
在平定苏峻之乱以后，王导对于消极勤王，明显持首鼠两端姿态的官员，居然都不予追究，气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跳脚大骂，如此无组织无纪律，使得东晋名士对朝廷缺乏敬畏心。
由于皇权不振，君臣上下的级差感没有了，忠臣节烈的神圣感没有了，兢兢业业也不知道要向谁负责。
上层士族，想出仕就出仕，不想出仕就歇着。
出来就肆意胡来，除非弄得鸡飞蛋打，太不像话，否则都不会受到追责。
天道本来就是有奖有罚，就像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行动有收益必有成本风险一样。
天威没有了，唯有各种特权，士族变得空前自由，极端自我中心，骄娇二气都养出来了。
于是政治就是秀场，就是谋取个人名利的地方。
这些人貌似清高，寄情山水，托付于玄远，但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名利场。
表面上都是对名利满不在乎，其实一肚子名利，都在做秀，都在各个场合博取名利。
前番介绍了有为政不用心，甚至大肆敛财的。而即使那些所谓的清高之士，其实还是在名利场里打滚儿。
如殷浩，与桓温在官场作对失败以后，桓温又给他写信，肯定了他还是有一些才能的，想重新启用他，结果他把这事情看得太重，给桓温的回信反复掂量措辞，最后居然忘了把信插进信封，给桓温回了一个空信封。
范汪，因为瞧不起桓温，丢了饭碗儿，结果桓温又招，他又想来，却又不好意思说，把自己弄得非常纠结，一点儿也没有潇洒的样子。
王羲之，在名利上已经算是很洒脱了，结果在和王述争风头的事情上，还是栽了一个大跟头。
当皇权不振，家国责任的庄严感就无从立起来，政界变成了名利场，显得非常低俗，那就不如寄情山水来的超脱玄远了。
这也是一种跷跷板效应。人心总是要有所寄托的，不是寄托在这事情上，就是寄托在那事情上。
2、门阀士族的特权，导致东晋军队没有战斗力
与皇权不振相关的另一个政治现象是门阀士族的特权，而这又导致寒士将帅没有政治地位、成就感，士兵没有战斗力。
东晋本来处于长期的南北军事对峙期，但高高在上的却是门阀士族，每次出征，都是他们挂帅，而真正能征善战的将帅，都是寒士，却一直没有地位和尊严。
北伐战争的多次失败，几乎全都和这事情有关系。
陶侃是东晋开国最能打的武将，在东晋初期功勋卓著，就因为他是南方寒士出身，却先后受到王敦、庾亮的排斥。
殷浩两次北伐失败，都败在不善于处理和武将的关系上；再细究谢尙、谢万北伐失败的原因，还是栽在这上面。
直到东晋后期的王恭保皇失败，原因之一还是在于不尊重当时最能打的武将刘牢之，将帅不和，最后把自己弄死了，也间接造成了东晋的覆灭。
士兵没有战斗力。
东晋的士兵来源，最有战斗力的是被朝廷阻拦在江北的京口、襄阳两地的北方流民。
而广大的江南腹地，却没有善战的兵源。
朝廷征兵，要么是料隐为兵，要么是发奴为兵，要么是罪谪为兵。
所谓料隐为兵，即本来应该是编户齐民，但是由于税负劳役太重，托身隐藏在士族田园中做“荫户”，与僮客混杂在一起，被朝廷按照预估强行征为兵源；
所谓发奴为兵，即士族庄园中的半农奴性质的僮客，被征为兵；
所谓的罪谪为兵，即有罪刑徒，将功赎罪。
像这样的兵源，打仗胜利了得不到奖赏，死了还得赔偿主人；没死的，就接着回去当奴隶。谁愿意干？！
而造成广大编户齐民成为荫户、僮奴的根本原因，正是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
三、桓温篡逆不成之谜？
但是，东晋士人这种极端自我的心境，又对东晋的门阀政治有反向的维系作用。
前面已经提出了是王导代表士族的利益，刻意制造了一个弱化的皇权。
但是反过来说，既然士族当道，尤其是一两个士族权臣专兵，那为啥不捅破窗户纸，直接把背景帝给废掉自己当皇帝呢？
东晋历史上，有实力垄断朝纲的，其实不少，大致有王敦-王导兄弟，陶侃，庾亮-庾冰-庾翼兄弟，桓温，谢安-谢玄叔侄。
其中王敦、王导兄弟和桓温的可能性最大。尤其是桓温，既有这个实力，又有这个野心。
但桓温最终也没有跨出这一步。为什么呢？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桓温从地位上升直至欲行篡逆而不成的整个过程。
桓温受到了庾翼的赏识和提拔重用，在庾翼死后，继承了庾氏家族在荆州的地位。
随后，桓温先斩后奏，孤军深入，打下来益州的成汉政权，声名大噪，开始崛起。荆州地区成了桓温控制的独立王国。
随后，北方后赵政权崩溃，北方形势大乱，正是北伐的大好机会，桓温请求出战，但以会稽王司马昱为核心的名士集团开始打压他，桓温只好按兵不动。
但抢先北伐的名士集团却非常无能。
先是褚裒北伐失败，后有殷浩二次北伐失败，给桓温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朝廷压不住了，只好容许桓温北伐，捞取政治资本。
桓温第一次北伐西路先胜后败；第二次北伐中路取得胜利，收复黄河中游以南的广大地区。
结果朝廷再一次组织士人集团北伐抢功，结果徐州刺史荀羡、泰山太守诸葛攸、豫州太守谢万，全部大败而归，且失掉了桓温在中路取得的成果。
这又给桓温借口，进一步组织第三次北伐东路，虽然第三次北伐大败而归，但是桓温却把荆州、江州、豫州、徐州四大军镇的兵权全部揽过来了。
并且在寿春打了一场胜仗，挽回了一点面子。
桓温本来希望第三次北伐胜利，既有兵权，又有政治威望，从而能让众人威孚，然后问鼎帝位。但是可惜第三次北伐失败，就还是想着霸王硬上弓。
这中间包括五个节次：
第一节，给还年轻的皇帝海西公造谣抹黑，迫使其退位，把皇位让给年老懦弱的老王爷会稽王司马昱，成为简文帝。
桓温这是一种政治示威，表示自己能够决定皇权废立，看你们士人能怎么样？结果很顺利。
第二节，然后桓温又接着清算了庾亮家族、殷浩家族、和几个皇族亲属。进一步为僭越做准备。
第三节，简文帝在皇位上呆了一年，要死了，招呼桓温来，桓温就是不来（当时桓温住在建康城南80公里左右的姑孰------今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军营里），结果简文帝遗诏，大概是请求桓温据摄，行周公、霍光之事。
结果这事情被王彪之给搅和黄了，在桓温不在场的情况下，直接立了简文帝的大儿子为皇帝，即晋孝武帝。
据说桓温是想等着简文帝和大臣们都来求他禅让，或者至少是据摄，结果朝臣们一个“晓事儿”的都没有，直接把晋孝武帝给立了。
第四节，桓温很生气，率领大军，来到首都兴师问罪，尤其是要治罪谢安和王坦之。
朝臣们吓得瑟瑟发抖，结果被谢安云淡风轻地化解掉了。
第五节，接下来不久，桓温也生病，要死掉了，要求朝廷为他进九锡，结果又被王坦之和谢安给搅和黄了。
最后，桓温临死前，弟弟桓冲问要不要把王坦之、谢安给办了？
桓温说，算了吧，还是和士族们保持家族和谐为上吧。
整个过程大致如上。
解析：
桓温是追求“不能流芳百世，定要遗臭万年”的豪雄，而且又有点市井无赖的底色。
但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和手无束鸡之力的简文帝及其身后的一群文人名士们撕破脸？
田余庆认为，桓温缺乏如王敦-王导兄弟，庾冰-庾翼一样的一朝一野的朝中帮手配合。
但是更大的问题，我觉得还在于东晋士人的心态。
我们可以看到，在历朝历代，越是垄断朝纲的权臣，越是党羽遍布朝野。
这都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强权，自动地维持一群马屁精在后面当捧哏。只要你有这个势力，一般都可以做到。
而到了最后，欲行禅让、进九锡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自己亲自请求，早有党羽大臣们劝进，形成声势的。如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就是这么玩的。否则就显得太没面子了。
但是在东晋，我们发现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不仅桓温没有，连前面的王导、王敦，后面的庾亮兄弟，都没有。为什么？
这就是东晋士人的心态所致。
门阀士族清高玄远的文化风尚，早已经养成了，俺们连皇权都不理，还理你权臣？
看看这些出面反对桓温的士人，太多的人都曾经是他的手下：
范汪，跟着桓温打益州的，后来跑到会稽王司马昱的手下，被桓温废掉以后，桓温又想用他，他也还是想出来干事，但是却安于面子，总觉得要保持士人的清名，结果把事情弄拉倒了。
谢安、谢玄、王坦之、王珣、郗超，全都是跟着在桓温手下混过的，结果除了郗超死心塌地跟着他，其他的全都对他离心离德，甚至成为他坚定的政治对手。
但桓温并不是那种不能容人的人，而且对名士都赏识有加。
但这些士人，不管是出于家族门第也罢，或者是出于清名的考虑也罢，就是不愿意搅他这趟浑水。
所以，东晋名士们的这种风度，对于阻止桓温这样的权臣，还显得颇有抵抗力。这是其他朝代所少有的。
朝中没人给桓温抬轿子，所以桓温终归觉得这事情干不成，就算“霸王硬上弓”，勉强弄一个皇帝或者进九锡的位置，最后也立不住，身后还要遭受这些士人的清算。干脆算了吧。
作者：专栏《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主讲人——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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