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分三国，乱世到来，群星云集，魏蜀吴三家分庭抗礼，呈三足鼎立之势，天下十三州，曹魏独占九州，三分天下有其二，相比蜀吴，曹魏的人才储备丰厚，竞争压力也大，而抓住机会，带着晋阳王氏迅速腾飞的正是王昶。
一、东宫臣属，屡有献策
经名士郭泰品评指点，王柔、王泽兄弟皆为二千石，王柔任护匈奴中郎将，王泽为代郡太守，为后代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入仕起点。王泽之子王昶受父辈荫泽，为魏王世子曹丕的东宫臣属，任太子文学，迁中庶子。
黄初元年（220），曹丕受禅称帝，并散骑与中常侍为一官，是为散骑常侍，“入则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曹丕的本意是让有才之人先为散骑历练，然后出任地方治理州郡，王昶作为其中一员，在任洛阳典农时勤劝百姓开荒垦田，于是被外放为兖州刺史。
无论是魏文帝曹丕还是魏明帝曹叡执政时期，王昶都非常积极，经常上书针砭时弊，“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然而似乎兖州刺史成了王昶仕途的终点，魏明帝在位十四年，王昶的位置连动都没动过。
黄初七年（226），魏明帝曹叡即位，王昶加封扬烈将军，赐关内侯爵。青龙四年（236），魏明帝下诏求贤，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即使是太尉司马懿举王昶应选，但魏明帝也没有对王昶再委以重任，若不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王昶的仕途可能就要结束了。
二、允文允武，掌统方任
晋阳为北方重镇，素有“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美誉，同时，山西处于中原王朝与游牧部族的交界处，战事频发，连年征战，因此此地自古多出名将，王昶的伯父、父亲都是边疆太守，承担着伐戎守土治民的重担，没正才实干可做不了。
王昶可以说是内政军事都有“加点”的全才，针对苛刻琐碎的法制，他撰写《治论》提出解决方案，“乃着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馀篇”。高平陵之变后，太傅司马懿向诸公问政，王昶陈述治略五事：其一，抑绝浮华；其二，欲用考试；其三，为有治绩的官吏增位赐爵；其四，省减官员俸禄；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
军事这一项，更是王昶的看家本领，他曾写过《兵书》十几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高平陵之变后，王昶被封为武观亭侯，迁升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他提出魏吴的攻守之势应该转变，亲自操练水军，广积粮草，“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为伐吴做准备。
嘉平二年（250），东吴二宫之争进入尾声，许多有识之士被吴大帝孙权所杀，王昶趁机上奏请求伐吴，于是朝廷派王昶攻江陵、新城太守州泰袭巫州、荆州刺史王基逼夷陵。王昶以两岸引竹为桥，渡水击之，大破东吴名将施绩。此次三路进军皆有功，王昶功劳最大，“迁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
三、助平叛乱，位极人臣
王昶和王凌少时便齐名郡内，王昶以兄事之，两人后来共同入仕曹魏，皆文武俱赡。然而此二人的处境和结局完全不同，王凌因为“谋反”的罪名晚节不保，王昶则被拜为司空，寿终正寝，这是为何呢？
高平陵之变是王昶的转折点，此后曹魏政权由司马懿和其子司马师、师马昭把持，司马懿诛曹爽后，担任司空的王凌心生不满，一方面是曹爽曾对他多有拉拢，另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比司马懿更强，于是打算另立新君。
然而王昶就不一样了，若不是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拉了他一把，也就没有他后来的伐吴大功和司空之位，因此在王凌“叛乱”时，作为司马懿“故吏”的王昶没有为这位哥哥说一句话。
司马懿的举荐之恩，让王昶的仕途再上一层楼，然而很难说司马懿是否是曹魏忠臣，就像魏武帝曹操之于汉室那样，代替司马懿执政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还未同魏帝撕破脸皮，毌丘俭、诸葛诞的起兵行为就是叛乱，王昶作为封疆大吏，必须将他们镇压。好在王昶去世的时候，司马炎还没有篡魏，他依然是曹魏司空。
从预备干部，到晋升无望，再到位列三公，王昶也从大魏纯臣转变为了司马爪牙，好在司马懿父子执政的时候与魏帝之间没有势同水火，他的所作所为既是帮司马懿稳定局面，又是为了曹魏擎画天下，还算对得起他所告诫儿子们的“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