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商贾文化透视-我的快乐小窝

据《左传》《国语》《史记》记载，楚文王时有五位著名的大商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熊通、巫咸、巫贤、尹吉甫、卜商。他们在楚国崛起，推动了楚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楚国的面貌。从文化的角度看，楚国的商贾文化有其特殊性。

先秦时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人地位低，其经营活动以农业为本。楚人自古不尚“商贾”，但并不排斥商人和商业活动。楚人对商人的态度比较开明，既重视商人经营活动本身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又以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来约束其行为。在《左传》《国语》及《史记》中关于楚国商人的记载较多，这与楚国统治者重视商业及商人有很大关系。

一、楚国的商业贸易活动

楚人的商业贸易活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当时楚国与中原各国经常发生商品贸易活动。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载：“周道既衰，鲁道无纪，孔侯来朝，于唐有虞。……自西而东，自北而南，万国臣服，邦畿千里。”这段文字虽是在鲁国发生的一次政治事件中记录的，但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楚国与中原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活动非常频繁。

到了春秋时期，楚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楚庄王时，楚庄王率军队大败晋军于柏举之战，遂占领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这一胜利对楚人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楚庄王乘胜攻灭了郑、晋、许、曹、宋等国，“遂取商之地六百里”（《左传》昭公三年）。这标志着楚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能力的增强，也标志着楚国商业贸易活动进一步发展。

春秋后期至战国初期，楚国商人主要从事于粮食、布匹、盐铁等商品贸易活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文王时五大贾人：巫咸、巫贤、尹吉甫、卜商、熊通。”这五位大商人被称为“楚商”，他们都是楚国商人的代表人物，即以商品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商人。

楚国商人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同时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当时楚人以楚王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和以普通百姓为代表的下层民众都参与到商业贸易活动中来。这五位大商人也不例外。

《左传》记载楚庄王灭郑后，“楚庄王曰：‘有能救郑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意思是说楚国在攻打郑国时得到郑国的帮助，便封赏给巫咸一块土地。

二、楚国商人的经营行为

楚国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与农民不同，商人不是为谋生而从事商业活动，而是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左传·昭公九年》记载了楚子重的经历：“楚子重为宋人也，富厚。有美玉之藏，田猎所获皆归之，不以奉其亲。楚子重之妻曰：‘子重虽富厚，不能以其宗子国也。’楚子重曰：‘无有也！’”这里的“宗子”就是指宗族子弟，他之所以如此富有，是因为他不将宗子作为资产传给子孙。可见，楚国商人的经商活动与普通商人有所不同。

在楚国的商业活动中，有一种“相地而衰征”的经营方式。所谓“相地而衰征”就是根据土地的条件决定商业行为，即按照土地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方式在《国语·楚语下》中有所记载：“楚有富者，田连阡陌而泽涸，无农夫；人众而地薄；其故相地之宜。”这段话是说楚国有一个富户人家田连阡陌、地势低洼而多水患，没有农夫。为了避免水灾的发生，富户人家就在水患中种植庄稼。这样一来，土地的价值提高了、粮食产量也提高了。这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很大区别。

在《左传》中还有一个故事：楚文王曾命令楚人去挖楚国的富庶之地——彭蠡之泽，以充实楚国的粮仓。但是去挖的人回来后说：“彭蠡泽之水太深了，无法挖到；而且楚人去挖彭蠡泽不是为了填饱肚子；楚国的粮食产量太低了，无法填饱肚子；楚国人不去挖彭蠡泽之水是因为楚人没有好的农具……”楚文王听后很生气，认为这些人对自己不忠。

三、楚国商人的经营特征

楚国商人的经营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善于进行商业创新。楚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其商业行为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楚国商人对市场信息非常敏感，善于抓住机会进行商业创新。如楚人巫咸、卜商就善于发现盐和铁的市场需求。楚文王时，巫咸在楚国发展盐铁业，很快便成为巨商；楚文王死后，巫咸的儿子巫贤也成为楚国巨商之一。

第二，追求规模经营，注重行业合作。楚人在商业活动中十分重视行业合作，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的商人有很大不同。楚人在商业活动中既注重行业合作，又注重行业分工和专业化经营。熊通曾把铜卖给楚人巫咸，再由巫咸卖给齐人、越人等，并通过行业合作获取利益。

第三，商业道德和诚信意识比较强。楚人在商业活动中十分重视商业道德和诚信意识的培养。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不欺诈、不欺瞒消费者。楚文王时，巫贤、卜商等人曾因欺诈消费者而被判“弃市”之刑。

第四，商业活动比较开放和自由。楚人在经营活动中比较开放和自由，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合适的地点、商品和客户；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开展不同的经营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开展交易。

第五，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楚国商人大都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如巫咸、卜商等人都曾办学校、设官教书，还有楚文王时的“巫臣”“巫马期”等著名商人都是大学者、大学者和大艺术家等。

四、楚人对商业活动的认识

楚人对商业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楚人对经济活动的认识中，尤其是他们对商人及其经营活动的认识。

《左传》《国语》《史记》等先秦典籍记载了一些楚人有关经济活动的知识，其中包括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左传》载，郑国大夫子产曾“教之以礼”，告诫国人“农工商贾，国之通者也”。楚文王时，一位名叫楚庄王的贵族问子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与兵乎？”子产回答说：“此三者，民之大事也”，即“礼、兵、民”是国家的大事。

楚国商人主要从事农业和商业活动，但他们也重视军事和武器制造。《左传》载：“楚子商臣之相文子有言曰：‘楚子其国中之民也，今楚之商贾富盛，而民多文子之士。昔我先王微行商贾以通有无。’”在商业活动中，楚国商人的地位虽然不高，但他们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下来。

楚人对商业活动的认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楚人对商人及其经营活动持肯定态度。《左传》载楚庄王问大臣子产：“何以治国？”子产回答说：“无刑、无讼、无贼、无怨。”这里的“刑”指法律及诉讼程序；“讼”指打官司；“无贼”指没有盗贼；“怨”指怨恨。楚人对商人的评价比较高，如《左传》载：“楚之有巫咸、巫贤，周之大贾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楚子使问于巫臣曰：‘吾国之巫咸、巫贤乎？’巫臣对曰：‘然。’楚子曰：‘寡人有疾。’巫臣言于楚子曰：‘臣不敢任重。

五、楚人对经商行为的评价

楚人的商业活动对其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有负面影响，主要是对楚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

楚国商人在战国时期虽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不惜违背道德伦理，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楚国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往往采取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手段。

如楚国商人尹吉甫在做生意时“多诈而少信”，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惜采用欺诈手段。楚庄王曾“使人请货于其邻，邻以其货赂之”。楚庄王的母亲“见其食货之贾也，必说之使去”。楚庄王为了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向商人征收重税，使商人为其提供服务。

熊通、巫咸等商人对楚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从经济层面来看，由于楚国不重视农业生产，使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从政治层面来看，由于商人地位低下，楚国统治者往往对其进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使楚国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还造成了楚人思想的落后和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

在商业方面，楚人“重农”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冲突。在儒家看来“士农工商”是四民之末，而楚人不认同这种看法。在商人地位低下的情况下，楚人更不可能认同这种思想。

从文化层面来看，楚人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持否定态度，这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关。楚人重视商业活动并非因为其富有商业精神或追求财富本身，而是因为其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

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本，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意识。

作者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动给商业活动带来了空前的机遇。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中的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也较快，尤其是商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楚人以商业为荣，把经商看作是一种快乐，认为经商比耕作更为重要。他们对经商十分重视，为了经商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流离失所。楚国商人所拥有的财富和势力也十分惊人，据《史记》记载，楚国商人“聚万乘之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