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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为何能统一天下?浅析“首功论”与“义功论”

秦国取得天下的成就,难道如战国策士苏代所言“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难道仅仅是军事暴力的作用,没有道德的作用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肯定地指出,秦取得天下,军事暴力起了巨大作用,这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趋势,秦国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

因为秦国不主张“法先王”,而主张“法后王”,虽然没有古代的崇高人文价值,却是容易实行。一些学者看到秦帝国短命,不了解秦国成就“帝王之业”的真实历史,便嗤笑秦帝国。

他们不敢讲出历史真相,这就像用耳朵用餐,是不能知道美味的。可见,秦国取得天下,成就了天下霸业,其中一定包含着取得巨大成功的秘密。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一、商鞅“首功论”,是秦国崛起的基础

1、商鞅的“强国之术”

众所周知,秦献公打仗几十年,使得秦国破败不堪、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孝公嬴渠梁发布《求贤令》,以求寻得天下有识之士,改变秦国所面临的弱小、危险局面。

远在魏国且不受重用的商鞅,听到秦孝公《求贤令》的消息后来到秦国。在正式谈论法家精神之前,他向秦孝公提供了四套方案,分别是帝道、王道、霸道和强国之术。

所谓“帝道”,就是一种顺应天地之道,主张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理念,属于三皇五帝时期的管理理念。所谓“王道”,就是以天下为家,既用明德又用刑罚,属于商周时期的管理理念。

所谓“霸道”,就是一种在王道衰落、诸侯争权夺利状态下,属于春秋时期的管理理念。可惜的是,对于商鞅提出的这三种政治哲学方案,秦孝公都兴趣不大,甚至于还差点将商鞅赶走,认为他是沽名钓誉之辈。

简单来说,无论是帝道、王道、霸道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理论,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虽然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却不能够长久延续下去。

被否定后,商鞅也看到了秦孝公改革的决心,随即便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强国之术,也就是法家的理念。当时,商鞅在治理秦国时使用“什伍连坐制”,让民众承担连带责任。

与此同时,他还有“赏罚兼备”的制度,对于积极的行为奖赏,对于消极的行为处罚。比如,民众努力耕作劳动、战士勇猛杀敌奖赏,骄奢淫逸、当逃兵的人处罚,甚至连坐自己的家人。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国才慢慢地富强了起来,最终达到了国富兵强的目标。在这其中,商鞅在军事上最大的激励制度便是“首功论”,即以斩杀敌人的首级来取得官爵和财富。

2、秦国“首功论”取得的军事效果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也是民风彪悍,但却是私斗成风,“私斗”就是宗法、家族血亲复仇的一种社会行为,许多游侠刺客目无国法,也卷入宗法家族血亲私斗中,国家的有生力量被消耗很多。

商鞅变法之后,便,禁止“私斗”对于参与宗法家族私斗的人,按照造成后果的轻重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同时,他鼓励“公战”将秦人的力量聚焦到为杀敌立功上面,而后便有了“首功论”。

何为首功论,简单而言就是割下敌人的首级(脑袋),一个脑袋代表着一个奖赏,对此有史料记载:“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当时,商鞅把秦国的军功爵位分为20个等级,意思就是说只要能杀敌20人,就可以升官加爵。这个目标很容易实现,使得士兵们的积极性提升了许多,只要肯努力就能光宗耀祖。

当然,“甲”可不是普通的杂牌军,而是身披装甲的士兵,这类人是很难被杀的,所以20万人也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目标。可是,即使如此,“首功论”在战国时期也很前卫了。

他不再给士兵们画大饼,而是把砍脑袋与叙功嘉奖绑在一起,让士兵知道是为自己而战、为家人而战、为未来的生活而战。当然,不同职位的人,要求也是不同的。

比如,若你是将领,可能斩首敌军八千以上,才算是完成了定额;再小一级的,斩杀敌军二千,就完成了定额。总之,就是细化得非常清楚,也非常公正。

一般卒伍规定了军公爵方案:“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

《史记》这样描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商鞅对于“首功论”也说:“凡战者,民之所恶也......”可是,战国时期并不是礼仪的时代,而是战争的天下,只有将“战场杀敌”与“奖励”规范化,才能强军、才能强国。

除此之外,商鞅变法任用官爵不再依靠宗族关系,想要升职就要拿出能力,杀敌立功才能决定官职爵位。即使是宗室成员没有军功不得享有官职爵位,这改变了世卿世禄制度,改变了秦国的社会观念。

当然,为了表明尊卑贵贱和爵秩等级,按照功勋等级占有田宅,甚至衣服样式也按照功勋等级而定,为群臣、客卿立功获取爵禄开辟了道路。

从某个角度来看,商鞅变法的奖惩制度与现代很相似,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所以在那样战乱的年代,秦国才能人才辈出、一代代崛起。

在商鞅“首功论”激励下,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激发出了秦人“贵奋死”的尚武精神,秦国军事实力“四世有胜”,还被列国称为“虎狼之国”。

二、吕不韦“义兵论”与秦国的转折

1、虎狼之师到仁义之师

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去世后,庄襄王登基称王,他任用吕不韦为相国。谈起吕不韦,他的理念与商鞅南辕北辙,从其著作《吕氏春秋》就可以看出来,偏重于儒家思想。

果不其然,吕不韦任职后便放弃了商鞅的“首功论”,以及其它的一些策略,在吸收儒、墨、道、法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义兵论”的军事伦理。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关于求利与道德之间相互关系有过描述,比如“义以生利”,“义,利之本也”,儒家学派便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义利观念。

在孔子看来,他承认求利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却不能“放于利而行”,对求利活动必须以“义”制约,要“见利思义”,总而言之就是给义利思想以道德、阶级对立的内容(需要约束)。

当时,按照“尚首功”的方针政策,秦国军队在战场上勇猛消灭敌人,已经对山东六国形成了压倒性优势。秦国军队“尚首功”,依然大量屠杀交战国士卒,引发六国人民的全民拼死抵抗。

比如,秦国战神白起,就曾屠杀几十万赵国俘虏,使得东方六国基本都是拒绝投降,这给秦国的统一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所以吕不韦提出“义兵论”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吕不韦主张,以义兵消除暴乱,反对将军事斗争比作医治天下痼疾的良药。义兵在攻无道而伐不义的过程中,既可以采取防御战策略,也可以采用进攻战策略。

秦国军队将战斗锋芒对准敌国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消灭暴虐诸侯军队的同时,主动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这才会得民心,得到六国百姓的拥护。

总的来说,吕不韦的“义功论”让秦国军队由“尚首功”的功利之师、野蛮之师,转变成仁义之师、文明之师,也算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吧,毕竟无论何时都要与时俱进。

2、“义功论”后来的演变与发展

秦始皇执政时期,吕不韦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杀,但他的“义功论”却没有中断,被尉缭子继承并且发展了下来,他在吕不韦“义兵论”的基础上,为秦国铸造战无不胜的“铁军”。

尉缭也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军事家,著作有兵书《尉缭子》,属于家族传承。他在担任秦国“国尉”一职,极大地推动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尉缭子对“义兵论”的理解很简单,也很直接,他界定“义兵”的性质就是惩罚暴乱、实行仁义,诛杀暴君,禁止不义。“义兵”不仅不攻无过之城,还不杀无罪之人,保护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

通过建立严明的军事制度,鼓励军队为正义而战,战争刑赏分明,农战食爵、赏信罚必。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不再单纯属于军队的管理理念了,甚至有一些治国的理念。

靠着尉缭的“义兵论”思想,秦灭六国,皆师出有名。秦始皇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最终,大秦一统天下。

可惜的是,在秦朝统一天下后,他们治国的理念却与之前的理论相违背,以至于天下苦秦久矣,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大秦帝国二世而亡,可悲、可叹。

三、总结

秦始皇统一天下,成就了“帝王之业”,这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而它取得巨大成功的秘密究竟在哪里?究其原因有四点,一是暴力,二是财富,三是道德,四是知识。

商鞅变法,秦国重视“耕战”,以农耕、军战立国,即强调“首功论”。这一理念以在战场上对敌人斩首多少来计算军功爵位,使得秦国从弱国变成强国,简单来说“首功论”就是强大了军队。

吕不韦当政之后,不仅重视“首功论”,同时扬弃了商鞅变法后“尚首功”的政策。他重视“义兵论”,后来经过尉缭子等人的发展,为秦国奠定了新的军事伦理基础,这一理念在于强大的综合实力。

不能说商鞅是错的,也不能说吕不韦是对的,只能说时代不同了,秦国所采取的政策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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