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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懿家族的崛起
东汉末年河内郡最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是杨俊，他对于品评、提携同郡士人不遗余力，司马朗、司马懿兄弟最初知名皆因其援引：
司马宣王年十六七，与(杨)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
从中已可窥见同郡关系对于司马氏家族在政治上崛起的重大的作用。司马朗成名较司马懿更早，他在进入名士圈之后，品评同乡名士同样是其交游活动的重要侧面：
(司马朗)雅好人伦典籍，乡人李觌等盛得名誉，朗常显贬下之；后觌等败，时人服焉。
乡里评论是汉末清议的基础，是否有知人之明，能否恰当地臧否同乡士人，进退得人，是汉末士人在名士圈中获取威望的重要途径。
当然，汉末的人物品评，并不局限于乡里社会的范围，当时的评论本有“天下”与“州郡”两圈，欲要从“乡邑之士”成为“天下士”，必须要得到天下知名的名士赏识，例如，汉末众口交赞的黄宪本来只是乡邑有声，天下未重，后来得到了郭泰的品题之后才名重海内。
而司马懿能够声名鹊起，进而在声誉上超越成名更早的其兄司马朗，主要得益于崔琰的赏识：
始(崔)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为不然，而琰每秉此论。
崔琰是东汉大儒郑玄的弟子，出身望族，为曹操所信重，长期典选举，号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素有识人之誉。司马懿得其褒扬，则声名更盛，为其在曹魏政治中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晋书·安平王孚传》记载，司马朗兄弟八人当时俱知名，号为“八达”，这一记载或许存有司马氏称帝之后的夸饰成分，因为在兄弟八人中，司马馗、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五人皆默默无闻，但从中也看出司马氏兄弟能够熟练地利用汉末河内的乡里评论网络，为其赢得声誉，进而提高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力。
二、司马懿家族的老乡关系网
司马氏家族早期在曹魏政权中的活动也受惠于乡里的人际网络，杨俊在汉魏之际的河内士人的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他素以人伦自任，对于拔擢乡里贤才更是不遗余力，又先后援引同郡王象、审固进入仕途。这些河内同乡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互相援助的人际网络，在杨俊仕途受挫时，曾受其知遇的王象极力向魏文帝举荐他，可惜由于杨俊在曹丕、曹植的储位之争时，站在了曹植一方，魏文帝对此怀恨在心，欲置之于死地。
极力营救杨俊的司马懿、王象、荀纬三人皆是河内人，这自然不是一种巧合，体现出同乡官僚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与互相提携。乡里社会中守望相助的特性，透过同乡网络的作用被搬到中央的政治舞台，并发挥着相似的作用。
以“郡”为单位的同乡意识的增强是两汉以降社会心态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胡宝国敏锐地注意到了《史记》与《汉书》对于人物籍贯的书法不同，进而指出在现实生活中，郡级组织的重要性，使得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司马迁以后，以郡为籍贯渐渐成为惯例。到两汉之际，“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
刘增贵亦指出，汉代的同乡关系主要有“乡里”与“州里”两个层次，“乡里”是指同郡人，“州里”指同州人，汉代的同乡结合主要是“乡里”，东汉末年“州里”的认同开始出现，但是重要性不及“乡里”，这种情况魏及晋初犹然。
同乡关系作为一种人际关系，在居乡之时还不十分明显，因为同乡关系的实质内容非常复杂，可以包括族党、婚亲、师友、僚属、知识，这些关系在居乡时各起作用，不易感觉到超出其上的“同乡”观念，只有在离乡之后，以地域总括这些关系的“同乡”观念才会被强化。
而汉末恰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流民屯聚、大族迁徙的现象所在多有。在这样一个乱世，司马氏家族充分利用了自己在乡里社会中的号召力和同乡网络得以崛起，进而超越乡里社会，站到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汉末，司马氏家族面临的第一个政治选择出现在董卓胁迫汉献帝西迁，与关东诸侯矛盾日趋激化之时。陈勇认为董卓与关东诸侯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东大姓名士长久以来对于凉州“寡于学术”的武人阶层的歧视，所以选择支持董卓还是站在关东诸候一边，不但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也有文化认同的意味。
三、司马懿家族的崛起
司马氏家族此时虽已服膺儒家，但是与一般的经学世家尚有所不同。其家族先世为将，与凉州地域曾有密切的关系。何去何从，时任治书御史的司马防在选择时颇费了一番思量，最终其安排长子司马朗率家属返回本县，而自己则孤身随董卓西去长安。
司马朗在摆脱董卓的控制之后，返回乡里。从政治中心洛阳归来的司马朗，对于关东诸侯与董卓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已有预见。由于河内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旦战争爆发，必然沦为关东诸侯与董卓反复争夺厮杀的战场，所以司马朗归乡里后的首要之事是说服乡里宗族避祸黎阳。
但是在乡里社会齿序优先的原则下，年少的司马朗尽管带来了最新的政治讯息，却依然无足够威望以说服年老念旧的家乡父老。从这件事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乡里社会自有的运作程序。
最终，只有同县赵咨自愿率领家属与司马氏家族一起离开。而司马朗选择的避难之地黎阳属冀州魏郡，其乡里旧婚赵威孙在此任监营谒者，便于照应，从中可以注意到同乡之间存在着的婚姻网络，这种同乡加姻亲的密切联系在司马朗避难地的选择中起了关键作用。
司马朗尽管率领亲族离开了河内乡里，但在其行动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乡里网络，表现出乡里网络对于地方大族在乱世中生存所具有的意义。而在另一方面，同乡之间的互相通婚也是凝结地方社会的重要纽带之一，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汉代地方大族的通婚网络大体以郡内或邻郡为范围。
尽管司马氏在羽翼丰满之后，私下有时会表现出对于乡里亲旧的轻视，但作为一个以儒术自持的家族，司马氏在公开的场合中，一直保持着对于乡里齿序的维护与尊重。
四、司马懿家族经营下的关系网
司马氏家族对于河内乡里的重视与经营，从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出征辽东时，路经温县，举行乡饮酒礼一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此时的司马懿正值政治生涯的巅峰，深受魏明帝的重用，受之任，以一年为期，讨平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其权力之大，出征时间之长，在曹魏的历史上皆属罕见。不但如此，魏明帝为了表示对司马懿的信任，甚至拒绝了何曾提出的设置副将，以防意外之变的建议。
所以司马懿这次温县之行带有强烈的衣锦还乡色彩，而这次乡饮酒礼的举行，规格之高，更有许多意味深长之处。首先，这不是一次地方社会自发举行的乡饮酒礼，而是从一开始便笼罩在皇帝的威权之下，魏明帝特命其弟司马孚、其子司马师同往，并亲赐牛酒，显示了皇帝对于这一活动非同寻常的重视与恩宠。
其次，魏明帝特别敕令河内地方的郡守、典农参加。地方郡守作为亲民之官，体现了国家对于地方社会的主导与控制，按照两汉故事，本应是乡饮酒礼的主持者，但在这里已经被降格为参与者与见证者，而司马懿作为河内乡里社会中的一员，却借助于自己显贵的政治地位，压过地方郡守，成为乡饮酒礼的主导者，显示出朝廷权威对于乡里齿序的干涉，体现了这次乡饮酒礼的特殊之处。
乡饮酒礼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其主要起着建立地方认同、构筑乡里秩序的作用，这次由魏明帝首肯、司马懿主持的大规模的乡饮酒礼目的亦是如此。尽管司马懿长期活跃于曹魏政治舞台的中心，与河内乡里的关系不免日趋淡漠，但他并未忽视乡里社会对其家族的政治意义。
选择在出征之前的特殊时刻，荣归故里，与父老故旧宴饮累日，一方面显示了司马懿对于乡里秩序的关注与尊重，不敢以富贵骄人；而在另一方面，这次特殊的乡饮酒礼的举行也带有重新构建河内乡里秩序的意图。司马懿离开河内时，只是河内数个地方大族中的普通一员，待到衣锦还乡之日，已经是整个曹魏最具有威望的政治家族的领袖。司马懿需要获得与其显贵政治身份相匹配的乡里地位。
这次超规格的乡饮酒礼的举行，是借助皇帝的权威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势投射于乡里社会，从而达到抬升其家族在乡里社会中的地位，在河内构筑起以司马氏家族为核心的新的乡里秩序的目的。
司马氏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大族，经过汉末三国的乱世，代魏建晋，一跃而成为皇族，其间固然有个人才智、政治际遇等种种因素掺杂其中，但是河内乡里社会对其家族崛起所起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河内同乡之间以血亲、婚姻、交往等要素为纽带编织起了绵密而有效的社会网络，这一网络所提供的政治、社会资源无疑是司马氏家族势力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同乡情谊也一直是司马氏家族极为重视的人伦关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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