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起于隋而成型于唐，它的第一大作用是打破了贵族对官场的垄断，使“寒门出贵子”成为现实，因而收获了一片赞誉声。可实际上，直到唐朝结束我们都没有看到“寒门出贵子”的盛大景象，真正的贫寒之家，靠科举出人头地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这是为何？
一、大唐289年历史，有近千名状元进士，真正出身寒门者少得可怜
唐朝是科举制的成型期，进士科在唐朝被确立为主要科目，殿武与武举也在唐朝产生，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士子们成为官场耀眼的明星，尤其受到重视。据《新旧两唐书》和《登科记考》记载，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产生了141名状元和830名进士，合计971人。下面我们来扒一扒，这971人里有多少人是出身寒门？先说明一下，这里的寒门，是指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前几代都无官职的家庭。
先看状元。同样根据《新旧两唐书》和《登科记考》统计，141名状元里，只有5人出身寒门，但这种所谓的“寒门”其实并不“寒”，我们以其中3人：卢肇、苏检、裴说来看看。
卢肇乃江西分宜人，公元843年状元。其曾祖父卢挺曾为袁州刺史，祖父卢显春为地主，父亲卢华廷是教书先生，他自己读书时，拜韩愈为师。这样的人家能叫“寒门”吗？应该说是仕宦之家，书香门第，家道中落吧。
苏检呢？苏检是陕西武功人，公元894年状元。此人家在农村，但娶的妻子却知书达理，善以红笺作诗，娶得起这样的老婆，家庭又有什么“寒”的？
最后是裴说。裴说是广西桂林人氏，公元906年中的状元。据《裴氏家谱》和《山西通志》载，裴说原是山西闻喜著名的裴氏家族后人，避战乱到广西桂林的，可谓背景深厚，不可小视。
状元说完了再说进士。《新旧两唐书》中记载的830名进士，70.96%是士族大姓，有589人；13.13%是小姓，有109人；余下15.91%是寒门，有132人。
这132人平均到唐朝的289年中，平均2.2年才有1个寒门子弟考中进士，何其可怜！而且，严格地讲，这132人也不能算寒门的，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两代无官的书香门第或名宦之后”。
二、唐人进京赶考一次花费白银两千两，说明科举制没有为穷人打算
为什么唐代真正的穷人难以通过科举跳出农门？《太平广记》的一则记载或许可以让我们窥得真相。
有位名叫张汾的考生，在长安应举时曾与官员刑君牙聊天，抱怨道：
“在京应举，每年当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
这句话有2个有效信息，一是“二千贯文”，大约相当于2000两白银；一是“皆出往还”，意即钱都花在了人际交往上。2000两白银按最低价一两值2000元人民币计算，也相当于现在的4百万，一年花掉4百万，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但这恐怕是真实的，因为唐朝科举制有“行卷”和“公荐”之弊。
所谓“行卷”和“公荐”，就是唐朝在正式的科举考试前，设置了一个推荐程序，让考生们先把自己的优秀诗文制成卷轴，呈送给达官显贵及文坛泰斗们，让他们先审核一番，然后，觉得好的就推荐给朝廷。考生如果有推荐，中举的成功率便大很多，如果没有推荐，文才再好都悬。我们所熟知的诗人王维，就是靠岐王和玉真公主的推荐做了状元。白居易那首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行卷”之作，给诗坛前辈顾况看的，经顾况推荐，白居易也考取了进士。
（白居易）
因为“行卷”的对象都是“大人物”，你又要人家“公荐”你，那么你非得花大价钱送礼，并与人交往。如此，一年2000两白银的开销就不足为奇了。
试想，真正的穷家小户哪里受得了这个！没有钱，没有人脉和社会关系，你都找不到人去“行卷”，你不“行卷”，就没人推荐，就很难考上。
除了“行卷”和“公荐”，唐朝士子们还要为科举考试承担长途跋涉、进京赶考的交通费、差旅费，承担长时间在京居住待考的食宿费，以及购买书籍、文具的零散花费。这些必要的花费，也不是一般穷人家能承受得了的。
总之，唐朝的科举制似乎并没有为穷人打算，唐政府设定此制度，是在施惠于民，，但是只施惠到了上等、中等家庭，真正的寒门仍然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三、唐朝依然是贵族社会，贵族们抑制了“寒门出贵子”
唐朝有2个主要的贵族集团：关陇八大家与五姓七望。
唐朝初建，因为李渊、李世民本身是关陇八大家之一，李世民的舅哥长孙无忌也属于关陇集团，所以关陇集团占主导地位，朝中重要职位多为他们把持。李世民想了各种办法削弱关陇集团，唐高宗与武则天也合力对付关陇集团，终于在公元659年扳倒长孙无忌，才算折断关陇集团的翅膀，让它再也无法腾飞。
关陇集团衰落后，原先被压制的五姓七望又趁着安史之乱兴旺发达起来。比如荥阳郑氏，在唐朝进入中期后，连续产生了十多位宰相，史称“郑半朝”；又比如清河崔氏，自中唐开始，累计有8人为宰相……五姓七望彼此联姻，成为一体，所以他们又把持了朝政。
贵族世家掌控朝政，在人才的选拔上，自然是眼晴向上，倾向于在贵族体系内部寻找；在科举制度的设计上，自然很少为穷人着想。再说了，他们根本瞧不起穷人，也不愿意看到穷人翻身做主人。
（关陇集团代表人物长孙无忌）
而且，中唐以后的五姓七望的重新崛起，与它们利用了科举制、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比如五姓七望中的范阳卢氏，中唐之后，每年有大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累计考中进士的人数居然超过百人。这一现象，让人深思。这一方面说明这些贵族们已经适应了科举考试，形成了通过读书而做官的风气；另一方面还说明，他们利用了贵族的身份和“朝中有人”的便利，挤上了科举这条穷人的“独木桥”，比穷人家的子弟考上容易得多！如此，则穷人想出头，寒门想出贵子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参考书目：《新旧两唐书》；《登科记考》；《太平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