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刀兵遍地的末法时代，天命所在和人心所向已不足依凭，那么“地利”也因此而成了国家存亡的根本之一。而就秦赵两国的山川地理形势而言，即便是在承平时代，远无后顾之忧的赵国想灭掉盘踞雍州之地、据有崤函之固的秦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胡服骑射”之后的赵国——强大而又矛盾重重公元前307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无视宗族势力和地方贵族的激烈反对，以雷霆万钧之势强行开启“胡服骑射”的变法运动。嗣后，变法仅一年有余的赵国迅速崛起，强大的赵国骑兵开始大肆兼弱并寡、征讨四方。
如此一来，赵武灵王的个人权威亦随之水涨船高，赵国国内的反对派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静待良机。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终于拔掉了有如骨鲠在喉的中山国，将偌大的赵国连为一体。在宴飨群臣、普天同庆的档口，因见长子赵章屈膝叩拜幼子赵王何而心生恻隐怜悯之心的赵武灵王打算将赵国一分为二，将刚刚被攻拔而下的代地（原中山国）交由赵章统理。这一公然分裂国家的行为令赵王何恼怒异常。而原本就反对“胡服骑射”的贵族赵成和大臣李兑等人就趁势而起，煽风点火的将赵王拉入自己的阵营。但即便已经到了“祸在肘腋，随时发作”的紧要关头，野心勃勃，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却依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的工作重心已完全放在制定自北方九原、云中等地突入秦国的作战规划之上。为此，他甚至还亲自装扮成随从，出使秦国亲自察略秦的地理形势和山川险夷。而就在赵武灵王醉心攻伐战守之际，国内的赵王何与公子成、大臣李兑等人则正紧锣密鼓的策划着杜绝赵武灵王分裂国家，甚至废除“胡服骑射”的变法运动的计谋。至此，外表强大无匹的赵国深陷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各种矛盾纠葛、利益斗争一触即发。二：诸雄并起的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不死，亦难有所为且不说，在赵武灵王万年的赵国本身就是内有不断，矛盾重重，即便赵国鼎盛繁荣，上下齐心，就赵武灵王时期的战国局势而言，他也难有所为：首先，无论是在赵武灵王统治时期，还是后来的赵王何执政时期，就当时的战国局势而言，都是异常的复杂而艰巨，因为，在那个阶段，在赵国周围诞生了很多雄强有力、文武兼资的明君：先是东边的齐国，此时正处于齐威王、齐宣王、齐缗王三代君王励精图治的鼎盛时期，国力如日中天，雄视东方而莫能匹敌。
再是南边的魏国，虽说在魏惠王（即梁惠王）执政时期魏国国力有所衰退，但经过魏襄王振作之后，略显颓势的魏国渐渐有了回光返照的姿态。至于西边的秦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后来的秦惠文王、秦武王，以及由赵武灵王亲自扶持的秦庄襄王，无论哪一个都不是混吃等死的家伙。再加上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秦国的崛起已经变得不可遏制。而这也正是赵武灵王为何在灭掉中山之后，马上调转枪头怒怼秦国的原因，毕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就此而言，地处中原腹地，战略纵深不足的赵国，即便再强大无匹，当此四邻群雄并起，天下形式莫测之际，想要一举并吞强秦，无异于是痴人说梦。三：两次收效甚微的攻秦之战，促使赵武灵王孤注一掷把秦国当做假想敌并不是赵武灵王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早在秦孝公发布变法宣言之际，就曾明确表示对山东诸侯蔑视西秦的客观事实深以为耻。所以，在通过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之后，旧日的霸主之国迫切的希望能够东出三晋，与山东各国一较短长。
而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前提，秦国先后组织来灭蜀之战，并吞了素有天府之称的蜀国，此后又在秦武王时期，命甘茂等人强行贯通三晋，耀武观兵于洛阳。故此，步步东进的秦国俨然已是天下诸侯最大的威胁，而与秦毗邻的赵国更是首当其冲。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若不趁此赵国兵戈锐利，秦国霍乱放弃之际痛下杀手，一旦秦国长成，赵国又怎能高枕安卧？为此，赵武灵王曾亲自参与了两次诸侯联盟的伐秦之战，第一次是公元前318年，由楚怀王牵头发起的五国伐秦，结果却是一无所得、惨遭失败。第二次是公元前296年由齐缗王牵头，由孟尝君领导的五国伐秦之战，此站打的异常艰辛，五国联军顿兵于函谷关外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却依然未能攻破函谷关，只是迫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压力，秦国不得不吐出之前侵略所得的三晋之地。两次伐秦之战的失败，给赵武灵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也因此更加坚定来他遏制秦国、甚至并吞秦国的野心。
而正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攻伐秦国他就必须将代地独立出来，作为单独的军士布防的桥头堡，一旦战争打响，他就可以及时的对云中、九原等郡进行必要的军事物资的补给。而这种公然分裂赵国，直接损害赵王何威权的行为，无疑会引来赵王的反扑。是故，父子反目成仇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综上所述，即便赵武灵王依然健在，赵国也决然没有并吞秦国的实力，但他却必然能让秦国不得安宁，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秦国统一天下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