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县战国秦汉墓若干文物与墓葬断代问题
《文物》 1994年05期
黄盛璋
《文物》1987年第6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中，不少器物有铭刻文字，如印章、铜器、漆器，以及货币等，还有一些陶文。这些铭刻对于墓葬的断代、墓主身分、国别的考证，都具有重要价值。《简报》将墓葬时代定为从秦到东汉末，并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点，分为六期。墓葬断代有些就是以铭刻文物作为关键证据或取决依凭的。但《简报》对有些铭刻有误释、误解，断代有误，特提出管见，以供研究者参考。
第一期7座墓葬，《简报》定为“秦至西汉初期墓葬”，决定性的断代根据，是QM102出土的"郾负"铜印章和6M476 ∶1“亭司市”陶壶。《简报》说，据李家浩同志函告，印文第二字与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中的“货月”，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中的“货月”的月名第一字为同字异体，曾宪通据秦简《秦楚月名对照表》，考证望山楚墓的“夤月”即《对照表》中之“八月楚员月”，第四字即隶书之鬟字。因而断定郾贷印为秦人私印无疑，在陶壶上发现的戳印陶文亦为秦篆。“据此推断，这期墓葬的年代为秦至西汉初期”。
案此印出QM102，当为此墓墓主私印，但我认为印文不是秦文字。至于陶壶颈下戳印三字，亦不是秦篆，《简报》释为“亭司市”，也属误释。出土陶壶、釜、罐的形制，纹饰等亦见于战国晚期，不能断定其绝对年代为秦。
印文第一字“郾”即燕国之“燕”，但西周燕国早期皆作厦（偃侯旨鼎、盾、复尊等），邑旁为后加。春秋末期侯马晋国盟书、战国燕国兵器、中山王错鼎皆加邑旁，仅个别不加，如齐陈璋壶“入匹之获”，用作“宴乐”者皆不加。秦始皇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以秦文为基础，作为国名之“郾”自此即废”，而为秦文字“燕”字所代替，秦汉篆隶皆作“燕”，如《说文》，《汉印文字征》及《补》卷十一，所收燕姓名诸印，马王堆汉初墓所出帛书《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天文杂占》，临沂汉初墓竹简《孙子》和《武威汉简》等，皆作“燕”，而“偃”、“郾”皆废”。据此可以断定，此印不是秦印，印主时代在秦统一前，印主国别亦不属战国之秦。至于第二字曾宪通考订为秦简之“员”，亦即秦汉篆隶之“焚”，但此字与秦简及秦汉篆隶书之“焚”字结构完全不同，与楚简月名之字亦不同作，可以肯定它不是秦文字，也不是楚文字。
至于陶壶上戳印，由于《简报》所附拓片缩印过小，未见原器，但第一字不是秦篆书“亭”字，字体亦不属秦，秦无此篆文结构，则可以断定。第三字模糊，已无笔划可辨。释为“市”字，没有证据。至于第二字与第一字相连，拓本结构难辨，是否为“司”，也待检验原器。鉴于以上原因，《简报》定第一期最早慕葬国别，年代为秦，则失去基础，因而需要重新讨论。
凡郾姓私印皆属战国，《古玺汇编》收有20方（1959～1978），尚不完全。多半皆为方形小朱文（17方），少数为圆形小朱文（二方），个别为方形白文印（1方）。郾姓应为燕国之后，但战国时燕国又与赵、中山犬牙相错，战国疆域变化不定，人民迁徙无常，故不能单凭姓氏定国。燕、晋、中山铭刻又皆作“郾”，上述战国郾姓名私印，多数字体同于三晋，其中“郾佗”（1966）“佗”字人旁作“刁”，乃三晋特有写法，少数同于中山及燕国铭刻。QM102所出郾姓私印，墓主虽为燕国之后，但葬地在赵雁门郡境内，此时中山已灭于赵，而此处葬地去燕已远，加之稍后墓葬出土三晋印章与布币，可以肯定墓主为三晋赵人，此印当为赵国私人印章。
6M476出土陶壶戳印，尚有待确认，但它和第二期墓葬所出“马邑市”、“市”等陶戳文字完全不同，应为马邑创建以前此地所造。马邑之名始见汉初，据晋《太康地记》∶“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名为马邑，汉初高帝封韩王信于此，以为国都。”晋以前，记载皆无秦筑马邑之说，依马驰一周而筑马邑，全不可信。筑马邑城以前，其地已早有聚落民居。案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设雁门、云中二郡。墓葬所在地按其地望既属雁门郡，则至少赵时必有聚落存在。秦始皇十九年（前222年）尽取赵地，取雁门郡约在十三年取云中郡时®。而马邑城之筑至早亦必在十三年以后。以前，尚无马邑之名。陶壶上戳记既表其造地，应为筑马邑以前本地之名，下限在秦始皇十三年。这时秦尚未取雁门郡，这里应仍为赵地。从而可以断定∶第一期墓葬最早应是战国晚期，国别为赵。第二期《简报》定为“西汉前期墓葬”，共251座，按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特征，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共59座，墓葬形制“属1、Ⅰ型墓，特点同秦至汉初墓葬。”这就是说，墓葬形制与第一期没有分别，《简报》所以分为第二期，主要是依据随葬器物特别是铭刻文字，其中6M124、6M148两墓出土陶壶颈下部有“马邑市”戳记，6M100出土榆荚半两钱，6M17出土四铢半两钱，可以作为西汉早期的确证。但是这59座墓中也有出土明显属于战国时代遗物的，不尽属于奏汉，最确定无疑的就是6M691出土战国布币10枚。其中6M491∶11，《简报》释为“虐米”布，“米”字属于误释，第二字好像从“虎”，容易误认为“厩”字，而实为“半”字，作者收集有“虐半”布的拓片，未见著录，今附于后，两相比较，可以确定是“半”字。“虐半”布过去诸钱谱亦有著录，但“半”字多存上半或不清，因而都误认与“虐厩”为同字。至于“虐厩”布著录较多，旧皆误释为“豕聿”（《东亚钱志》，《古钱大辞典》所收诸说）。吴荣曾同志第一次指正为“庸魇”，文中收拓本二@，但第二件实为“庸半”，“半”字仅存上半，因而也认为即“虐厩”，今据我旧藏拓本，可以改正旧来之误（图一）。幡绰《汉书·地理志》之庸厩，属太原郡，汉以前不见记载，隋改为五台县，故城在县北，吴文据地望以为战国属赵，但无证据。传世有卅年与卅五年厩令两鼎，旧多误读为“安令鼎”。“厥”字明显从“虎”，上为卢头，下为虎尾形，不是从“女”，释“安”是错误的。据鼎铭格式、官称、量制（用密）、用字（“客”字用“胸”），厩恋无疑属魏，腐厩究竟属魏属赵，既无记载可征，唯一就是此“半”字写法。此字见于“晋阳”布、“彤”（代）布、“俞（榆次）即”布、“蔺”布，皆为赵布，其下从“斗”写法又见于赵翰器与赵十一年库鼎，可以肯定为赵国特有写法③。“虞厩”为赵币，决定性的证据就是这个“半”字。其次秦太原郡得自赵，而庸厥属太原郡，至少秦取太原郡时属赵。凡“虐半”布皆耸两肩，略似燕“安阳”、“恭昌”、“襄平”诸布，但足尖而肩斜陡，此亦为赵布特点。此墓同出“安阳”（即《汉书·地理志》五原郡之西安阳）布，亦属赵布，至于其余之“蒲子”、“梁邑”、“安阳”，则为魏国所铸，赵国南与西皆与魏接壤，所以魏布币亦流行赵地，这些布币仅流行于战国，秦始皇统一币制，当然不再使用，6M 491墓主应为战国赵人。如据随葬器物特征，至少6M491应属于第一期。此外，QM41、8M89两墓，从可断代的文物看，定为战国，比西汉更有依据。
QM41随葬的四山字纹铜镜，为战国最流行的镜类，且以早、中期最为常见，晚期仍有发现，但不会晚至秦汉（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QM41出土之四山纹镜是属于上书介绍的第四种类型，即“山字底边与纽座的四角相对”的四山镜。并称为“特殊的四山镜”，正是由于它的类型特殊，才有利于时代、产地等的比较研究。过去河北易县湖塘村曾出土一些镜范，以四山纹为主。燕下都也发现一件，形制与这一件类似。此种特殊的四山镜，在湖南地区也有发现，孔、刘两君"细审其纹饰仍有不同。"@QM41出土四山镜同于易县一镜范，内外四花瓣正是各各相对，皆居中部，可以证明为燕下都所造。至于绝对年代，《长沙楚墓》中说，山字镜皆在战国晚期墓发现，因作为晚期墓主要特征之一，至于此种“特殊的四山镜”，长沙楚墓仅月亮山第25号、46 号墓各出一件，这二镜与易县镜范及QM41 所出，差异仅在没有内外四花瓣（25号墓）或虽有但并不两两相对上，表明至少其时代应该相同。过去曾有人主张山字镜“铸于燕而用于豫楚”，《中国古代铜镜》根据上述分析的差异，认为“湖南地区所出四山镜不是易县所出，而应是本地区所造”，现经QM41出土铜镜证明，燕下都所造四山镜至少行于赵境。我并考定巴泽雷克墓、阿尔泰山西麓与朝鲜乐浪墓所出几件四山镜，也当为燕造。由燕、赵传去。中国铜镜考古确证起于北方，向南传播，一千多年后才出现楚镜。山纹镜特别是四山镜，只能起源于一地。有人提出，燕四山镜自楚北传，实本末颠倒，置因为果。QM41所出四山镜为燕镜提供了证据。
8M89所出铜剑虽无铭刻与纹饰，但据已出土的大量有铭刻的同一类型的剑式形制与用法特点，可以断定其国别、年代。它的最特异之处在于剑柄为三棱柱形，无剑首、格，可套接长柄，故应正名为铍（图二），它是赵国常见的兵器，传世与出土赵国有铭刻的剑可以确定为铍的，有相邦建信君（四年、八年，见《小校》二102、103、104，《三代》二十46，2～3），春平侯（元年、三年，见《小校》二102、103，四年，《考》1973，6，八年，十七年等）“守相杜波”，“王立事”（《录遗》599，《周金》6.91）等。燕、秦、楚也有铍，但形制各有特点，区别主要在茎部，赵铍自身至茎成凹弧线缓延而下。近年秦俑坑出土十多件，皆有格，铍身无中脊而铸成狭长中面，茎则从铍身中面延长而下，宽狭同中面，下端渐变狭，茎后有带铜鳟之长木秘遗迹。以燕王名督造之铍则无剑格，但茎亦自铍身中面延长而下，同于秦铍（《小校》二，96燕王喜三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燕王职铍），长沙紫标铺80号楚墓亦出一铍，套接积竹秘尚存，铍身很宽，形制如矛"。此墓所出之铍，属于赵式，时代为战国晚期，至少在秦取雁门郡前。不得属秦。其形制亦和秦不同。
三
第二期后段共192座，其中9M1、6 M41各出铜印一方，《简报》分别释为“贵海”、“王命”（图三）。
按“贵海”乃“周渝”之误释，第一字上从周省，下从贝，隶定可作“剿”字，亦可作“周”。战国私印以此字为姓，《古玺汇编》所收36方，隶写为“周”，而与周姓印区别。平山中山国王墓三器多次提到相邦鲷则用为名。我在讨论中山墓葬遗物与历史、地理时，已认为此字已见于侯马盟书，都是“蜩”字，即“周”，其用为姓者更为周姓无疑。但当时未找到更多确证，未予论证。后读卫宏《古文官书》辑本，才确知此字为战国古字而用为“周”字，玄应《一切经音义》八“周穹”引古文，“卿、周同，之由反，谓以财物与人曰蜩”。玄应所引古文甚多，皆出卫宏《古文官书》，已经马国翰考订，此条亦收于马国翰所辑本中。卫宏所见古文官书，实为战国写本中写“周”为“啁”，从此决疑。《说文》古文“周”字亦出自战国古文。雷浚《说文外编》卷七以为《说文》没有腭字，只作“周”，实未悟《说文》“周”下的古文周字就是“蜩”，只是汉代已不通用，一般用“周”，这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全以秦文字“周”代替的结果。
“阑”为中原系三晋、中山的文字，中山文字基本属三晋系统，我已有考（《中山国铭刻在古文字、语言上若干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三晋从“口”者可以繁写为日、目，甚至为贝，而贝也往往简写为“目”，所以此字在三晋可以写作“周”，与“周”同字。例如十一年库啬夫鼎鼎铭“十一年库啬夫肖（赵）不兹、蜩氏大命（令）所为，空（容）二斗”（《贞图》上23），为三晋赵器，剿字上从周省口，下从贝，与此印写法正同，从而更可证明此印国别应属赵，鼎铭“卿氏”应即周氏，古印以蜩为姓者大抵皆为中原系三晋、东周、中山之私印，“则”为中原系的写法，同“周”，而秦文字只作“周”，秦泰山刻石，屯留新出秦平周戈，“周”字写法全同汉篆，故知“卿”为秦“周”字统一。自此“剿”为姓遂废，至汉不用（此文写成已有数年，所考皆据旧作，1992年10月在南京召开第八届古文字研究会年会上裘锡圭提出此字为“贾”字，在西周金文可以讲通，但在战国铭刻、玺印等，明确上从“用”字者，仍只能释“蜩”，“贾”则不能上从“用”，结构不合，至于在金文中者留待进一步研究）。第二字隶定为渝，不是“海”。
张颔考证此印，认为此字即三晋布币中的“渝”字，最早考证布的渝字为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北京大学报》1978年第2 期），此字右旁下部与布币“榆”、“渝”所从之“俞”结构相同。此字如为布币中的”渝”字，更证明为三晋印。
6M41所出私印，应释“王齐”，不是“王命”，第二字上实从个，下从邑，令为彝即齐字省作。《古玺汇编》收齐姓私印凡13 方（1597～1610），第一方“齐禀”（1597），齐作“命”，“禀”为齐文字写法，故国别断为齐印，下三方命下皆加邑，其中“祁君水”（1598）出《燕陶馆藏印》，知为燕下都出土®。而此三印人名写法亦皆具燕文字特点，故国别可断为燕其后10方上皆从个下从邑，与“王齐”印全同，据下人名写法国别应属三晋，其中"齐贤"（1609）印的“贤”字见于中山王器。最后一方为“齐贫”，即“齐哲”，或“齐誓”（1610），第二字《汇编》缺释，此字见于《侯马盟书》，而用为“誓”，旧误释为“质”字，我已考证“自誓于君所”，皆为先君，而质只能质于生人。“哲、誓”均从“折”声，故此印也可能为“齐誓”，用为人名亦见于顿丘戈，为工师名，写法全同，我在《三晋兵器》（《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文中已据顿丘定为魏戈，今据王齐印可确定为三晋赵印。
以上两印既皆属三晋赵印，两墓又只各出一方，以私印殉葬，应代表墓主。如此，两墓墓主至少曾在战国晚期生活过，生前曾为三晋赵人，尽管他们下限可以进入秦汉时期。《简报》将此两墓列入第二期后段，和战国晚期衔接不上，两墓形制《简报》未说，如属于1、1型，则与第一期及第二期前段同。基于此，两墓断代、分期应该重新考虑。否则墓主战国晚期私印就将难于解释。
四
属于第五期（西汉末至东汉初期墓葬）的1M8，墓中出土圆足圆肩三孔“宋子”布，正面篆文“宋子”，背文“十二朱”。《简报》认为∶“朱两制货币又是战国秦币特点，此币应是战国末秦占宋子后在当地所铸的货币。”按宋子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王喜四年“燕军至宋子，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于部。”据此宋子为赵地，《集解》引“徐广曰∶属钜鹿。”《汉书·地理志》“钜鹿郡有宋子县，高帝封许瘪为侯国，则秦已有此县，后汉省。”《水经注·浊漳水》记大白渠“东至宋子县故城北，谓之宋子河，……昔高渐离筑、佣工，自此入秦”，清《一统志》云∶“故城在今赵州东北二十五里，城业尚存”，大白渠遗迹曾由河北省地理研究所予以探出，宋子故城，尚存残址，与《水经注》、《一统志》所记皆合。
圆足圆肩三孔布，过去曾以为秦铸，裘锡圭据地名考订皆为赵地，始提出为赵币而非秦币（见前引《战国货币考》）。赵地后皆入秦，据裘文尚不能确证非入秦后所铸。旧以为入秦后所铸，主要就是根据此币制用两、朱，分为大小两种，大者背文为一两，小者为十二朱，即为大者之半。三晋布币多用钎，大抵皆为魏币，传世有晋阳二针，晋阳一街，晋半斩，此晋阳应为虞乡西、魏国之晋阳，而非赵太原之晋阳。用两、朱者难见此种币，其中“两”字作“啊”，中从“羊”，乃三晋、东周特有写法，与秦汉篆隶书“两”字中从双“入”，全然不同，据此可以确定三孔布绝非入秦后所铸，三孔布显自圆足圆肩布发展而来，除无三孔外，其余形制皆同，三孔显系后加，用意不明，圆足圆肩布地名有离石、闽、晋阳，皆为赵地，亦分大小两种，其中“离石”亦见有三孔布。按赵衡制亦用两、朱。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出土7件银节约，其中6件刻“寻工”，一件刻“少府”，称量皆用两、朱（《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又易县辛庄头墓葬出土8件金饰、称量亦皆用两、朱，其中一件刻“左盟所为，四两九朱”，（《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我在《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中已论证，皆为赵少府导工所作，其中“寻工”及其合文.“且”、“府”、“两”、“半”等字写法与职官制度皆属三晋之赵国。西沟畔墓同出两件金饰牌，称量亦用两、朱，文字属秦刻，其中“两”、“半”写法与赵刻文字完全不一样，可作确证。所以《简报》据两朱制货币为秦制，定“宋子”三孔币为秦占宋子后所铸，也属误说，我早有文批评旧说之误，此不赘述。
1M8如属第五期，则时代已晚，然而仍出战国赵国三孔布，此时不可能仍用布币，只能解释上世了遗，这从另一角度，也证实其祖先应为战国赵人。
五
属于第四期（西汉晚期）3M46，出土一铜钹，有刻铭6处，口沿两处刻“高奴庙”，“□斤十两”，颈刻一处“饶”，腹刻二处“大 名五重十四斤四两”，“十三”，足部一处“名十一”。“大”与“名五”间空一字未刻，“大”下尚有一短划，似未刻成而停。当表地名，“名五”、“名十一”、“十三”，当为此器用于三处之不同编号，《汉书·地理志》高奴属上郡，饶属西河郡，至于两郡属县第一字为“大”者仅西河郡有大成，北地郡有大J，第二字较难刻，不知是否为此县名，“高奴庙”史籍缺载。此舫当先置于高奴庙，后移于饶与大□，故名第有三种，汉器亦称第多少，鸿嘉二年上林鼎铭最后有“工在恽造，四百合，第四”，一般以为表示同一次造器之编号其实，同一器上刻记不同之名第，应表在不同用地登记的编号，如此器所记，可以证实。此彷形制较早。秦上郡原治庸施。传陕西出土一戈，刻“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宫工礼”。“宫”即“箫”字，亦即虐施省称，但旧无人识出。冠有“王”字的纪年上郡戈，有五年、六年、七年3件，我以为皆秦惠文君称王改元后上郡所铸（拙著《秦兵器分国断代与相关制度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已在魏纳上郡之后秦初置上郡治庸施，但晚期移治高奴。上郡戈以高奴工师主造最多。《史记·项羽本纪》“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在此之前，上郡治所必已在高奴。《汉书·地理志》上郡条下记“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故”，是西汉初年上郡仍因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之旧，至于《汉书·地理志》以广施为郡治，当出后移。此饬记高奴庙，高奴当为上郡治，《汉书·文帝纪》∶三年“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可能亦因高奴有庙故。此舫后移用于饶，或亦因上郡移治而高奴庙废。器亦转用于他处。
属于第五期（西汉末至东汉初期墓）的GM51，出土一行灯，灯盘壁刻“成山宫行镫重二斤五凤二年造第世三”，旁出一叶形錾，刻“扶”。成山宫不见记载，但见于汉铜器，一为成山宫铜斗“成山宫铜渠斜，重二斤，神爵四年卒史任欣，杜阳左尉司马赏、萧少内佐王宫等造”，柄也有一个“扶”（《小校》13、68），其二为陈仓成山匝，前刻“第十二、陈仓成山共金匝一，容一斗八升，重五斤十两”，后刻“芹城【□□□容】一斗□升，重五斤七两，名曰廿“（《秋》58，《汉金》4.6），成山即成山宫，陈仓汉志正属右扶风，故“扶”表扶风郡。第二次后移于芹城，因而重新称量，与编排名第，前为“第十二”，而后为“廿”，而称量同，容量亦有可能不差，即一斗八升。
这类鎏刻“扶”字的行灯，过去亦曾出土，但下多承托的底盘如盆，1974年乾县乾陵文物保管所征集汉“林华观行镫”，身刻“林华观行镫重一斤十五两，五凤二年造第卅”，柄端刻篆字“扶”，下承一盘，沿刻“泰山宫行镫下盘并重四斤九两，甘露二年工王意造，第如卅一”（《林华观行镫》，《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此外还见到一行镫，柄端亦刻“扶”字，泰山宫盖亦在扶风郡。林华观行镫，宋代已出土一件（《薛氏》20.2），口沿刻“泰山宫行灯下重一斤九两，甘露二年□□造，第世一”，灯盘壁刻“上林”等一行字，五凤二年为前56年，甘露二年为前52年，皆宣帝年号。盖先在泰山宫后移于上林而加底盘。GM51出“王隆私印”，报道以为可能即“《汉书·王莽传》中的王隆，此传云，地皇三年“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战‘死’于粱郡与赤眉兵作战中。王隆同名不限一人，《汉印文字征》就收录有“王隆”印。此行灯为汉宣帝时物，与死于地皇三年（22年）的校尉王隆，时代相去较远，其他亦无联系。
六
朔县境内有1982年以来，历经四年多，发掘古墓近2000座，不仅数量众多，历时也长，随葬物也相当丰富，《简报》“按慕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统一分型”，但墓葬太多，遗物更加综错复杂，两者相加统为一型，工作相当巨大繁难，统一分国、分期，断代并非易举。本文主要根据铭刻以及少数过去已由铭刻或纹饰研究确定的文物，考释论证，作为具体墓葬、遗物分国断代的基础。头绪纷多，考证繁琐，兹扼要总括如下。
（一）以私印殉葬，通例皆属墓主，《简报》列为第一期QM102出“郾负”私印，和列为第二期后段9M1出“贵海”、6M61 出“王命”私印，皆为战国晚期三晋赵印，“贵海”为“明（周）渝”误释，“王命”为“王齐”误释。“阑”不从“贝”，“齐”下从邑，上从 皆为三晋特有写法。
（二）列为第二期前段的6M491出“腐朊”、“虐半”、“安阳”方足耸肩布币，第五期1M8出“宋子”圆肩圆足三孔币，皆为三晋赵币，《简报》定为秦币是不对的。
（三）列为第二期前段8M89出土无首无格、三棱柱柄铜剑，实用于套接长柄用于车战，与徒兵手执有首有格之短剑不同，应为铍。赵、燕、秦、楚皆有，但此铍以凹弧线式延到柄，柄作扁棱形，按过去大量有铭刻之同类器，可以确定为赵式，国别、年代均不属秦。
（四）第二期前段QM41出土四山镜，方纽座四顶角正对四山字底边，内外四花瓣也各各相对，证明同于易县镜范，镜为燕造，而行于赵地，时代在秦前。
以上论定四项随葬遗物，年代、国别、尤以墓葬出土私印，通例皆属墓主，是断定墓葬时代、国别与墓主身分的决定性证据，墓主生前必曾为三晋赵国人。这批墓葬最早年代应该上限是战国晚期，国别为赵，《简报》将第一期墓葬年代、国别上限都定为秦，显然不妥，其余出土战国晚期或明确属于赵国遗物墓，国别、年代、分期都应重新考虑。当然具体分国、断代还必须综合考察，统一论断，各方符合而无矛盾。我并不主张孤立、固执地以某一件文物为断，而忽视其他物证。由于没有实地接触墓葬与实物，以上意见仅供将来写正式报告之参考。但遗物本身，以铭刻解释直到国别、年代的断定都证据确凿，明确无疑。
马邑在秦取赵雁门郡前，其地属赵，第一期6M476陶壶上三字陶文，与后来陶壶上“马邑市”、“市”之秦汉篆书全不一样，应为以前此地本名，陶壶出本地烧造，也证明最早实为赵国墓地。无论从哪方面说，上限是赵而非秦。
补记∶《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9日发表《平朔十年有条有理发掘获重大成果》，报道又发掘200多座战国中晚期墓，正为拙文定为赵墓提供了证据。陶壶印文已基本识出，是三晋而非秦。马邑、马城皆秦，依马驰一周筑城，荒诞不经，需另文讨论。
① 青川秦牍“田律”有“内史医、吏臂”，按通例，“医”为内史之名，非姓，同于“宴乐”之“宴”，不能作为秦也以燕国之“燕”作“匪”之证（此时“燕”一般皆加邑旁作“晖”）.且在秦统一前之武王二年。秦统一文字后，“宴乐”之“匿”亦为“燕”字统一。
② 《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已将近年出土秦汉简牍、
帛书、印章中“燕”字列举，但没有“哪”或“匮”字。证明已统一于秦文字。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表》及有关《列传》均未记秦取雁门郡，全祖望曰∶“雁门郡故赵置，秦始皇十九年因之”，这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九年“尽取赵地”，《水经注·河水》“秦始皇十三年立云中郡”，钱玷《新斜注地理集释》“雁门郡泰置，秦始皇二十三年置”，未详何据，“二”疑衍。《续通典》“秦始皇十三年移楼烦于善无县。”按善无县为西汉雁门郡治，当来自秦，秦取雁门郡当与十三年取云中郡同时。
④ 见鲁庸《若干战国布钱地名之辨释》，《考古》1980年第1期84～85页图一∶11.
⑤ 详细分析论证见拙著《三晋铜器国别、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辑.
⑥ 《中国古代铜镜》第33～34页，长沙月亮山25号基出羽状地四山字镜无花叶，易县无此镜范，又《岩窟》1.15四花瓣正好相对，和长沙月亮山46号墓出不同。
⑦ 见《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50～56页，图版陆∶6、柴∶1.
⑧ 见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南长沙紫坛铺战国基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第29页，图版捌∶6、8，简报即称为矛，
⑨《燕陶馆》为易县陈紫蓬馆名，所载印皆得自燕下都，大抵皆为燕印，今戴中国历史博物馆. ⑩ 侯马盟书“自贫于君所”，有5例下从心作“愆”，乃是“哲”字。《古玺汇编》“哲命”、“哲言”、“哲事”、“哲上”、“哲官”、“哲之”、“智行”等凡数十印皆从“折”从“心”，“折”甚至简为“二”，而暂、臀皆从“折”声，侯马盟书之“蛋”既同“恣”，即“哲”，因同声相假为“誓”，“齐贺”印与《侯马盟书》同，故凡齐姓印从从邑者可定为三晋印。
（贵任编辑∶于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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