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后期，鲁国公室倾颓，权力被三桓等卿家多侵夺，而鲁昭公失国事件是鲁国中后期公室和卿家矛盾的具体体现。自鲁昭公即位后不久，季武子病逝，季平子担任季氏宗主，因为季平子为人跋扈，不断公室，遂导致鲁昭公和众位大夫对其不满。
随着矛盾的积累，鲁昭公一党开始谋划对季氏发难，计划攻打季氏府邸，控制季平子，但因为谋划不周和叔孙家司马鬷戾的临场决策，导致长府之役的失败，昭公及其党羽被迫出走国外，流亡八年之久。
昭公一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发难之前没有联合叔孙昭子，使得在长府之役的关键时期陡然逆转。但此役若成功，昭公一党成功执杀季平子，则鲁昭公就能恢复君主的权威吗？恐怕也很难，昭公悲剧的酿成有更深层次必然因素。
鲁国公室和卿室力量的此消彼长
鲁国公室权力的衰落和卿家势力的膨胀是导致鲁昭公悲剧的更深层次因素。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权力大致可以有两套分配机制，一种是以私家采邑为基础的“私家权力”，一种是将国家视作一个整体的“国家权力”。
从周人分封制的制度结构来看，私家权力应当是低于国家权力的，并且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私家权力越来越膨胀，国家权力则越来越萎缩。
在鲁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私家权力”是指在在国家内部，国君和各个大夫所掌握的以私家封邑为基础的权力。当然，国君也拥有私家权力，其主要体现在对公邑（包括国都）的掌控上。
在鲁国，季氏拥有最为广阔的封邑，因此其私家权力也最为强盛。若从地图上看，至昭公时期，季氏的采邑以费邑为核心，西其卞邑，东到牟娄，南到鄫邑，鲁国东面和东南面的大片城邑都成为了季氏的私家采邑。
最初的卿室虽多数为公室所分封，但一旦分封制的形式已定，公室对卿室的控制力就变得极为有限，而且分封出去的城邑是历代世袭的，于是随着时间的推衍，卿家的私邑逐渐演变为卿家与公室对抗的资本。
春秋中后期鲁君的私家权力相较于季氏等卿家十分羸弱，因此在和强臣的斗争中，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和私家权力相对，“国家权力”是指对国家内部权力不同程度整合，然后作为一个整体对外的形式出现。
在诸侯国内，国家权力的代表无疑是各国的国君，但在鲁国，鲁君的的国家权力则显得十分有限。隐、桓之际，鲁国国君尚有一定的权力，但随着齐、晋、楚霸业的兴起，鲁国的国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国的影响，作为本属于鲁君的国家权力则大打折扣。但即使是十分有限的国家权力也被卿家所侵夺。
随着以季氏为代表的卿大夫在私家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全面优势，作为其对立面的鲁君的衰落也成为了必然。
鲁国国君权力的沦丧及其原因
鲁君国家权力的丧失，有两个原因，一是其鲁国国君即位时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君幼年即位，一种是国君本无即位机会，由权臣扶立上位。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种，都为权臣攫取国家权力提供了方便。
自庆父之乱以来至春秋绝笔，鲁国共有九公，其中幼年即位的有闵公、僖公、成公和襄公四位国君，而本没有即位机会，由权臣扶立的国君有闵公、僖公、宣公、昭公和定公五位国君，其中闵公和僖公是两种因素并存，即是权臣扶立的幼主。而年龄稍长且
正常即位的国君文公和哀公而已。
无论是以冲龄即位，或者是被权臣扶立上位，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君的权力都很容易被臣下所侵蚀。自闵公以降的九公中，即位有先天不足的国君就有七公，如此之高的比例，是鲁国国君国家权力丧失的重要原因。
其二，鲁国国君需要经常性参与国际上的征伐会盟等活动，因此导致国君长期不在国内，久而久之，国君的国家权力逐渐丢失。
国君每次外出少则三两月，多则一年有余。国君频繁出席国际事务，国内的事务自然要由卿大夫处理。久而久之，国君在国家政治中的存在感也逐渐降低。
鲁公权力的丢失的同时，以季氏为代表的三桓掌握了国家权力，尤其在季武子和季平子掌权的时期，形成季氏一家独大之势。掌握国家权力也为季氏谋求私家权力提供了方便，随着季氏私家权力的膨胀，则进一步巩固了其垄断国家权力的地位。
春秋时期流行于各国的世卿世禄制将这种政治上的优势逐步地巩固，到了春秋结束后的鲁悼公时期，遂形成了“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的局面。
分封制导致的权力坍塌
分封制下权力可分为“私家权力”和“国家权力”，若探究两者之间的轻重关系，应当是私家权力为重，毕竟名分的尊崇最终还是以实力作为后盾的。
春秋中后期的鲁君的处境和东周王室相似，虽有尊位，但却处处受制于臣下。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权力不断下移，周王权力下移至诸侯，诸侯权力下移至卿大夫，其背后的原因都是一致的——即分封制导致权力的层层坍塌。
而分封制作为一种制度，即成就了西周王室的强盛，也导致了春秋时期王权和君权的衰落。其中原因，应当是历史环境发生了变化。
分封制自西周初开始推行，西周中期发展到了鼎盛，在春秋前中期仍然有着一定的生命力，但自春秋中期开始，分封制的弊端初现，各种社会矛盾渐起，这种矛盾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国际上，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为了城邑和土地的战争开始增多；另一方面表现在诸侯国内，卿大夫阶级对外扩张势力受到限制，所以大夫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君主之间也开始了对于城邑和土地的争夺的现象普遍出现。到春秋晚期，随着晋国被韩赵魏三家所瓜分、齐国被田氏所代，意味着分封制走向了没落。
鲁昭公生活在春秋中后期，正是分封制走向末路的时期，因此昭公的悲剧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说长府之役昭公一党的失败有偶然因素的话，那昭公一行人流亡于国外，大国不能将其遣送回国则是一种必然。因为齐、晋两个大国的国君权力也被臣下侵夺殆尽，已经无力将昭公送回国内，而国内的实权派如晋之六卿又与季平子沆瀣一气，绝无可能发兵攻伐季氏，涨君主气势，灭卿家威风。
如果昭公一党成功攻下了季府高台，成功执获季平子，那样结局会如何？季氏所控制的众多城邑和广大领土是否昭公是否能收归公室所有？
这并非没有可能，但难度肯定很大，因为春秋中后期，三桓的权力进一步下移至家臣手中。在昭公时期，季氏的众多封邑的邑宰和家臣也有了相当大的权力，因此昭公控制季平子，并不一定会让季氏的家臣将封邑拱手让出，甚至还有可能在鲁国爆发内战。
可见随着分封制走向末路的，还有诸位中原诸侯国的国君，而昭公失国事件不只反映了昭公一人的悲惨命运，也是整个中原诸侯国国君悲剧的一个缩影，而中原诸侯国国君的悲剧则是分封制走向衰亡的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