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古时封建社会的运行基础，而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农业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天吃饭。因此，大多数封建王朝的覆灭，都与天灾直接相关，如汉、隋、唐、明。
但是，自然灾害并非王朝末期所独有，上升阶段同样如影随形，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在位期间都面临过此类挑战，但却不影响他们创造伟大的盛世。
人祸，才是导致王朝崩溃的主因。在运行有序的政权架构下，天灾虽无法被消灭，但可以进行必要程度的补救，从而减轻百姓的痛苦、提升其对政权的信任度；相反，若统治阶层尸位素餐、甚至火上浇油，结果必然是自毁长城。西晋，就属于第二种情况。
自从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以来，西晋就屡屡面临天灾的侵扰。
公元268年9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大致位于如今的河南、河北、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那时，这里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同时，“伊洛溢，合于河”，关中地区同样爆发洪灾；
到了下一年2月，洪水再次来袭：“青、徐、兖三州水”；祸不单行，当年四月还发生了地震；
而在公元270年，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北雍、凉、秦等州爆发了鲜卑豪酋秃发树技能之乱；下一年5月，“雍、凉、秦三州饥”；6月，“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余家”......
随后的几年，又陆续发生了蝗、
螟、水灾；公元275年，都城洛阳爆发疫情、损失惨重：“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公元277年，“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水灾几乎遍布晋朝一半大地......
面对连年天灾，司马炎的朝廷应对有序，不仅“开仓以振之”或“遣使振恤之”，还多次免除灾区的赋税。因此，虽然内忧外患不断（外患即东吴），但是当时的西晋王朝不仅顽强挺住，还在公元280年灭掉东吴、再度统一天下。
公元280到289年，西晋王朝迎来了一个持续十年的“太康盛世”，史称“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一派安居乐业、四海升平的景象。
这侧面证明，即使面对天灾，人力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但在司马炎死后，西晋朝政急剧败坏。
公元291年，为了除掉辅政的杨骏、独掌大权，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驱虎吞狼”，首先召入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诛灭杨氏，随后又设计先后清除了这两位司马氏藩王，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最血腥的“八王之乱”由此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公元306年才宣告结束。
但自然灾害并不会“善解人意”，不可能因朝廷“业务繁忙”而不再光临。
公元293年，“弘农雨雹，深三尺”；
公元294年，“大饥”，爆发了大规模饥荒；
公元295年，“东海雨雹，深五寸”，“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10月，朝廷武备库发生大火，足以武装200万人的海量军械被焚毁；
公元297年7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公元298年9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而当时的当权者，则忙于党同伐异、纵情声色、各逞其欲，当有关官员汇报各地灾情、请求朝廷开仓赈济那些食不果腹的老百姓时，晋惠帝司马衷竟说：“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当时西晋统治者的荒唐、昏庸，由此可见一斑。相对于赈济灾害，他们更在意的是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利，尤其在公元301-306年间，司马氏藩王爆发了数次规模空前的血战：
公元301年正月，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合讨伐自立为帝的赵王司马伦，近10万人丧生；
公元303年，司马颙、司马颖纠集27万人进攻洛阳城的司马乂，双方战死者数以十万计；
公元304年，东海王司马越、成都王司马颖之间爆发大战，被卷入其中的将士多达15万；
公元305-306年，为了抢夺对司马衷的控制权，司马越调集大军进攻关中的司马颙，无数人身首异处、血流成河，各族军人更是趁乱劫掠、中原大乱。
古往今来，权贵之所以愿意为了权利付出任何惨痛代价，原因很简单：权利是他自己的，而代价则是老百姓的。
八王之乱，彻底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以洛阳为例，所有13岁以上的男子都被迫服役，生产被严重破坏；数十万军人血染沙场，大量城市被洗劫、焚毁，粮食稀缺、价格
奇高不下。
雪上加霜的是，在战乱期间，虽然灾荒连年、瘟疫流行，但统治者为了获取足够的资金进行内部搏杀，对民间征收的税赋没有丝毫减少，一些藩王甚至贩卖人口赚取军费；据统计，当时有30多万户、100多万人被迫沦为四处游走求食的流民，许多人活活饿死、尸横荒野。
但西晋统治者不仅不采取任何赈济、安置措施，反而为了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以武力勒令这些流民返回故土，最终激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并且造就了首个“十六国”政权——成汉。
当时，关中、西北地区遭受的灾害最为频繁、严重，而这些地方各族民众聚集、社会矛盾本就异常尖锐。公元294年，匈奴郝散在并州起兵反晋，关中地区的氐、羌等各族百姓拥立齐万年为主起兵响应，这场大规模的起义持续四年之久，反过来更严重地挤压当地的生存空间。
公元298年，为了躲避灾荒、兵乱，略阳、天水等六郡的十多万流民涌向富庶安定的巴蜀地区求食。途中，由于饥饿、疾病，许多人面临死亡的威胁，队伍中的氐族豪杰李特、李流、李庠（xiáng）等兄弟则尽力对他们进行救助，由此获得了流民们的感激和拥戴。
进入蜀地后，六郡流民贿赂了朝廷官员，由此得以留在当地、为富户家打工谋生。至于李特兄弟几人，则得到了时任益州刺史赵廞（xīn）的重用，均担任了军队中的重要职务。
公元300年，当朝皇后贾南风死于赵王司马伦之手，身为贾后姻亲的赵廞起兵造反，自称益州牧、大将军，试图割据蜀地。没多久，出于对李氏兄弟的嫉恨，他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由将李庠杀害，随后却继续重用李特、李流。
显然，赵廞忘了当初刘縯、刘秀两兄弟的案例。没多久，趁着赵廞内部生乱，李氏兄弟攻入成都。随后，他们上书朝廷说明情况，洛阳派罗尚为新任刺史。
罗尚到任后，严格推行朝廷的政策，勒令蜀地流民返回关中。显然，这是死路一条，流民们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选择向当初帮助过自己、如今手握兵马的李氏兄弟诉苦；李特等人则顺水推舟，他们一边以“水潦方盛、年谷未登，流民没有路费”等客观原因为由，出面请求罗尚把期限延缓到冬天，一边设立营寨、收容流民。
而罗尚的应对，则堪称灾难：
首先，他拒绝了李特的请求，勒令按期启程；
随后，听信部下“流民积攒了不少钱”的谎言，在各大出川关口设置兵马，准备对流民进行彻底搜刮；
其三，调集兵马、整顿军队，准备把李氏兄弟连带流民彻底打趴下。
公元301年9月，阎式奉李特之命，赶赴罗尚大营再次请求延期。他亲眼看到，此时的晋军正大修器械、调集粮草；然而，罗尚却信誓旦旦表态：自己已经准许流民们延期返程，让阎式回去转达。
但凡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看出罗尚的小算盘。阎式明白：眼下民心正不安定的关头，朝廷却又不分青红皂白、以武力胁迫，蜀地大乱将至。
但阎式还是尝试做最后的努力，他劝诫罗尚：“弱而不可轻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
罗尚怎么回应的呢？他一边口头应付：“是这个理，我不会欺骗你的，你赶紧回去告诉他们吧！”但实际上，却按计划做好进攻流民的准备。
十月，罗尚按计划率三万晋军趁着夜色突袭李特大营，但数万流民早已做好准备，为了生存，他们倾斜满腔怒火、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把朝廷军队杀得流花流水。
随后，双方彻底撕破脸，流民拥立李氏兄弟为主，在蜀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晋起义。在李特的领导下，起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约法三章、开仓赈灾，相比较长期对老百姓实行压迫、掠夺政策的西晋朝廷，流民军队反而得到了更广泛的拥护，当地甚至自发传唱：“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经过数年的征战，李氏将西晋朝廷的势力全数赶出益州，李特、李流都在这个过程中战死。公元304年，李特之子李雄称成都王，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先河。公元306年，他正式称帝，国号"成"，由于在公元338年改为"汉"，所以后世称之为"成汉"。
据史书记载，当初关中流民进入蜀地、路过剑阁时，李特望着险峻的地形叹息道：“刘禅有如此地，面缚于人，非庸才邪！”也许他当时已心怀经营蜀地的企图，但若统治者对百姓疾苦存在一丝体谅、同情，区区李氏兄弟几人怎能撼动树大根深的晋王朝？
就在李雄称王的同年底，匈奴贵族刘渊也顺应民心、打起了复汉的大旗，在中原即汉王位。公元313年，匈奴汉国夺取洛阳、俘杀晋怀帝；316年又攻破长安，西晋灭亡。“弱而不可轻者，民也”，推翻司马氏在中原统治的，并不只是各族枭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