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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董仲舒,到底是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作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先秦时期,道家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才是显学,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秦朝一统天下后,“民以吏为师”,法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

李斯(出自《大秦赋》)

至于,儒家为何后来居上,普遍认为开始于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实际上,这两句话既不出自董仲舒,也不是汉武帝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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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的先行者

秦灭亡后,经历了楚汉之争的刘邦,最终建立了汉朝。

对于秦朝的灭亡,汉朝君臣有过普遍反思,加上战争过后的汉朝初立,一片凋敝。

汉高祖(出自《楚汉传奇》)

天子出行,连颜色一样的几匹马都找不到,所以过去秦朝那种对社会全方位控制的法家思想,即便汉朝天子想学,也没有现实条件。

因此,汉初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从汉高祖刘邦开始,这成了汉朝的基本国策,也缔造了“文景之治”。

汉景帝(出自《汉武大帝》)

汉景帝后期,“京师值之钱累积巨万,贯锈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露积于外,腐而不可食”。

这说明,虽然当时百姓生活可能改善不多,但国家财富积累是很客观的。

并且在朝廷“无为而治”的背景下,一些富商巨贾、豪门望族逐渐形成,对朝廷的离心趋势凸显,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变得严重。

郭解(出自《汉武大帝》)

倘若此时,依旧奉行“黄老之术”,对汉朝社会的改观就没有正面作用了。

因此,法家刚则易折,黄老不能解决眼下问题,儒家作为一种纠偏的学说就走到了历史前台。

汉武帝在登基之初,为了缓和与“黄老之术”死忠粉窦太后的思想争端,耍了个小聪明。

他任命窦太后的侄儿窦婴为相,而窦婴的思想底色正是儒家。

窦婴(出自《汉武大帝》)

对此,老练的窦太后政治嗅觉极为灵敏,在她的反击下,窦婴被罢免,与窦婴一起的班子成员赵绾、王臧下狱自杀。

等到窦太后去世,汉武帝任命自己的舅舅田蚡为相,田蚡也是喜好儒术之人。

田蚡(出自《汉武大帝》)

在他的倡议下,立刻“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就是趁此机会被提拔的。

因此,“罢黜百家”并非董仲舒首倡,而是有窦婴、田蚡这样的先行者,更非汉武帝钦定。

董仲舒(出自《汉武大帝》)

相反,汉武帝倒是提过“悉延百端之学”,这岂非矛盾?

其实,汉武帝君臣的“罢黜百家”,仅仅是将百家学问著作,从官方教材中删除,并不反对在民间传播。

至于“独尊儒术”,则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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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的后半句

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的事迹,最早的概括出现在班固《汉书》中: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武帝)初定,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汉武帝(出自《汉武大帝》)

不难看出,班固也没有提出“独尊儒术”,而是将汉武帝的政策提纲掣领地概括为“表彰六经”。

“六经”为《诗》、《书》、《礼》、《易》、《乐》、《春秋》。

而早在董仲舒之前,汉代就设立了五经博士。

可以说,汉朝的思想转向,最初与董仲舒并没有直接联系。

但董仲舒仍旧是促进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关键人物。

图片出自《汉武大帝》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又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提到的对策,以及他创立的“公羊学”派,杂糅了阴阳、道、法家等诸多学派的观点,将原始儒家改造为了适应大一统帝国模式的新儒学。

图片出自《汉武大帝》

他的建议最契合汉武帝的想法,所以自然会引起汉武帝的重视。

应当说,董仲舒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想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加上董仲舒本人的儒家身份,也难怪人们会认为汉武帝的这个政策背后的擘画者是董仲舒。

但这并不代表,董仲舒提出对策后,汉武帝君臣当下就完成了政策的大转向。

公孙弘(出自《汉武大帝》)

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才接受丞相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且自此以后始任用经生为吏﹐为经学之士开了利禄之途,故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

只有到这时,儒家经学才取得了尊崇的地位,且一改秦以来设百家博士的旧制,专任儒家经士为博士。

太学生时期的刘秀(出自《秀丽江山》)

可见“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董仲舒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不是先行者,也不是真正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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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怎么来的

不仅汉武帝没提过“独尊儒术”,甚至在具体的擢拔人才层面,他奉行的也是“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人”,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班固曾说: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仅三人是儒生,且公孙弘本是老吏。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学说,在为“君权神授”张本的同时,又意欲用一个至高无上、抽象的“天意”来限制君王的行动。当他用灾异向汉武帝示警的时候,差点被汉武帝诛杀。

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可见无论如何,汉代的皇帝都不会“独尊儒术”。

汉宣帝(出自《大汉情缘之云中歌》)

而且,后世贤哲仍旧兼治百家学说。

以诸葛亮为例,他身上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但他却希望刘禅多读《韩非子》、《商君书》。

诸葛亮(出自94版《三国演义》)

那么,“独尊儒术”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他本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言语之间就会有这种倾向,即把王安石的行为归结为法家,他自身的思想定义为儒家,自诩正统和正义,自然会表现出这一种论调;

司马光(出自《清平乐》)

还有这代表着一种愿望,宋儒朱熹等人在吸取佛教有益思想的前提下,也看到了佛教盛行,会导致的社会危机。所以“独尊儒术”,朱熹虽然没讲过,但应该有这种类似的想法。

最后,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将宋儒的观点抽象性概括,以远藤隆吉和久保天随为代表,在明治维新的大背景下,他们开始猛烈批判儒家。

他们的观点直接又影响了清末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比如梁启超。

梁启超(出自《走向共和》)

柳诒徵指出:“以诸子学之失传,归罪于董仲舒请汉武帝罢黜百家,其说盖倡于日本人,梁氏撰《新民丛报》时,拾其说而张大之。”

再者当时不自贬、不骂人、不“诬古”,便无人关注。

所有人都想搞个“大新闻”,这种说法就流行开来,董仲舒也不明不白地成了“背锅侠”。

只是我们如果知此真相,便不可再人云亦云了。

参考文献:

蔡晖《汉武帝:别乱说 我多会儿“罢黜百家”了?》

陈静《罢黜百家旨在表彰六经而非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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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赵希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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