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各诸侯国的经济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经济都会。如魏国的大梁、温，赵国的邯郸，韩国的郑，卫国的濮阳，楚国的郢、彭城，齐国的临淄等，这些城市都是当时闻名的地方性大都会。
这一时期最为繁荣的当首推“陶”，即今菏泽市定陶县。陶的繁荣，至少开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定陶之所以被誉为“天下之中”，成为全国性的经济都会，首先得益于它拥有发达的交通。定陶位于被称为“四渎”之一的济水之滨，水利交通便利。
特别是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起师北征，阙为流沟，”开挖了“通於商、鲁之间”的人工运河——菏水，沟通了江、淮、济、河四大河流，使这一地区的水路交通更加便捷，可以“浮于淮泗达于河”，即“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后由菏入济，以达於河也”。也就是说经过淮河和泗水到达菏水，然后再通过济水通向黄河，从而到达黄河中下游任何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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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陶恰恰位于菏水和济水汇合的地方，成为各诸侯国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从定陶西溯济、菏而上，可达秦、晋；顺济水东北而下，能抵齐国都城临淄；东经菏水入泗水，由泗入淮，可到达南方的吴、楚地区。这样定陶也就成了四通八达的中心城市，因而能够很快繁荣起来。定陶不仅水运发达，而且陆上交通也很发达。
这种情形由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对曹国(后宋国)的频繁的战争和会盟就可略见一斑。如上所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把曹国视为争夺的主要目标，为此诸侯国之间进行了连年的争夺战争，并多次在境内举行大型的会盟活动，无论是征伐活动还是诸侯会盟，都必须有较为便利的道路交通条件。诸侯国多次在这里举行政治活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定陶不仅居于水陆交通的枢纽，而且处在当时全国富庶区域的中心。在古代社会中，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农业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定陶被称为“天下之中”与该地区发达的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至少从战国时代起，定陶周围就是一个盛产五谷的地区，也可以说是当时全国重要粮仓所在地。这一地区的“黑墳”土壤是农业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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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在《尚书·禹贡》一文中记述了古人对土壤的辨识，是古代人们生产经验的总结。土壤是农作物赖以生长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综合体。因此，《禹贡》记述的土壤，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土壤形状的认识，也反映了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各类自然环境的可利用程度。
这里不仅具备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同时也是当时全国开发程度最高的核心农业区之一。自古以来这一地区的人民就“好稼穑”，农业生产向来发达，以至于境内“熙攘相仍，室庐相望”，俨然一派繁荣景象。
发展到墨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时，本区就因农业发达，大片土地得以垦辟而“无长木”、“无雉兔鲋鱼”生长于此，不再是“草繇木条”的荒凉景象了。定陶的西面在战国时代属于魏国，也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苏秦在游说魏王时，曾说魏国庐田庑舍众多，农业经营普遍，以至于没有蒭牧牛马的地方，由此可见魏国的富庶和农业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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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陶以东为齐鲁地区。定陶的北面是与它以富裕并称的卫，素以产丝和漆闻名遐迩，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大都会。定陶南面的宋国也是“中国膏腴之地，”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与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宋国繁荣富庶的程度。
定陶这种居于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便于各种大宗货物的运输，有利于商品流通，因而能够成为“天下之中”，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定陶本身发达的农业生产，加上其位于几个富庶区域中心的独有地理位势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一时期各诸侯国普遍采取了“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在上述有利的政治、经济和交通条件下，“陶”地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促成了其“天下之中”经济核心区的形成。当时的定陶城究竟有多么发达，先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具体的文字记载，仅仅用“天下之中”四个字简单概括，后人也只能根据这四个字对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性，而无法对其繁荣发达程度进行具体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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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历史上这里遭受无数次的黄河泛滥之灾，古代的定陶城被淤埋在地下深达十几米之多，因而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定陶城有多大，其繁荣程度如何，我们既不能从文献记载上得到具体说明，也很难从考古发掘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从而给我们理解这一问题造成了很大障碍。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无从得知当时定陶城的盛况，至少我们可以从同一时期的其他大都市的繁荣程度蠡测到春秋战国时期定陶繁盛的概况，这种推测是合乎事理的，因而也应该是可信的。
战国后期，拥有万家之众的都市已不在少数。而无论是齐国都城临淄，还是魏国都城大梁，都仅仅是一国的地方性都会，最多称为局部地区性的都会，其繁荣竟到如此地步。而定陶被称为“天下之中”，已是超越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经济大都会，其发达繁荣程度以及其城内人口数量当不可能在临淄和大梁之下，至少应和这些都市等量齐观。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战国后期，秦昭襄王十六年封“魏冉陶，为诸侯”，之后魏冉苦心经营这里，还力图扩大其封国，可见魏冉是很看重“陶”这个地方的。而其看重的原因最主要的当然是这里的经济地位重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向魏冉建议攻取陶的邻国扩大其封国，以使得魏冉位比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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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上面我们提到的诸侯各国为争夺“陶”地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从这些频繁的争夺中我们也能领悟到“陶”地对诸侯国的重要性，从而推测出这里的富庶。定陶的富庶，还可以从当时的商业交往中得以充分的反映。商业鼻祖范蠡离开越国后“浮於五湖”，最后之所以选择在陶(今定陶)定居经商，应当说其地的繁荣富庶当为最重要的原因。之后，范蠡在此经商致富而“至巨万”，被尊称为“陶朱公”。
孔子著名弟子子贡也因“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而成为富商。不能否认，范蠡、子贡这些大富商“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促成了陶地的繁荣；但同样也必须承认这里的繁荣富庶恰是吸引这些富商巨贾在此定居经商的最主要原因。
先秦时期发达的文化区域，先秦时期，菏泽文化发达，思想活跃，涌现出了诸多流芳后世、影响深远的著名政治家、商业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文学家。这种文化繁荣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当时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发达及其恰处于中原各国之中的中心地位分不开的。
首先，菏泽开发较早。如前所述，从三皇时期到黄帝、尧、舜、禹，这里一直是远古先民早期开发的重要地区，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到了阶级社会，尤其是从商朝建立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千多年中，这里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在这里相互角逐，多种思想相互激荡，使这一地区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点，人们易于在这种激变的环境中产生新的思想，催生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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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先秦时期菏泽经济发达，居于“天下之中”的全国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吸引来自东西南北各诸侯国的富商大贾在这里云集。“农业发达，经济自然富庶；经济富庶，文化也就能够发达起来。”发达的经济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次，从这一地区的地理位势上来讲，春秋战国时期，本区位居中原各国要冲，又使得其成为东西南北各种文化交融汇合的枢纽，这更促成了它本身文化的发达，使得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汇融合，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思想和文化。
由此，先秦时期的菏泽思想文化发达，英才辈出，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学各方面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如政治家伊尹、宓子贱，商业家范蠡、子贡，军事家吴起、孙膑，思想家和文学家庄子等。他们或出生于菏泽，或活动于这片古老的热土。
他们的思想折射出时代的光辉，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向，引领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又有强大的传播力和辐射力，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着长时期的影响作用，成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发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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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子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门弟子，是儒家学派主张的以德施政的实践者。宓子贱曾任鲁国单父(今单县)宰。在任期间，他十分重视加强对当地人民的道德教育，并且以身示范。他在单父执政三年，常常“弹琴，身不下堂”，而把单父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单县城北有琴台遗址，高三丈，即宓子贱弹琴处。
商业家范蠡和子贡。范蠡，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商界鼻祖。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离开越国，辗转到了陶地，在此定居下来，故而该地称“定陶”，取范蠡定居于陶之意，因而范蠡又称为“陶朱公”。他在定陶“治产积居”，贱进贵出，与时逐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遂至巨万。”后范蠡“卒死於陶”，今定陶城内保留有陶朱公庙、陶朱公墓、范蠡湖等众多古迹。
孙膑，系“孙武之后世子孙”，“生阿鄄之间，”“经今人考证，为鄄城县孙老家人。”他策划指挥了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战争，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俘虏了魏太子申和魏将庞涓，从此孙膑“名显天下”。他撰写的《孙膑兵法》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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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和文学家庄子。庄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继承人，与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齐名，合称“老庄”。他在年轻时曾做过漆园吏。古漆园城在今东明县境内。庄子继承并弘扬老子的学说，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对现实社会毫不妥协的态度为道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求闻达，要求“适己任性”以自快，不愿受世俗的束缚。
尽管《庄子》一书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但其虚构的故事、想象的情景、幻想的言辞则成了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庄子》一书几乎都是寓言，寓意深刻，有着极强的表现力。他的散文语言诙谐，谑弄嘲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