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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时因南北方士族矛盾和荆扬之争导致只能使用北府兵

淝水之战是我国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不过双方的兵力对比也实在太悬殊了。苻坚当初是号称百万之众,实际到达前线的也有二十多万,而东晋方面只有8万北府兵。纵然是东晋偏安一隅,但是集中几十万部队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难事,但是为什么大战在即却只能使用这几万人呢?这个问题要从东晋的南北士族矛盾和“荆、扬之争”也就是地方与中央之争以及北府兵组建说起。

南北士族之争

南北士族虽然共同支持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但他们在东晋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却截然不同,北方士族占着主要地位,南方士族处于次要地位。南方士族是当地人,对此当然不满,因此从东晋政权刚一建立,南北士族之间就出现了尖锐的矛盾。

西晋末年,北方士族“随晋渡江者百家”。这些北方士族因其侨居南方,又称“侨姓士族”。侨姓士族在东晋王朝大都身居高位,朝政大权被其掌握,因而东晋政局上出现了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北方高门士族轮流执掌朝政的局面。

南方土族又称“吴姓士族”,以顾、陆、朱、张为首。他们在支持司马睿建立政权中也出了大力,但名位却远比不上北方士族,有少数人虽身居高位,也是徒具虚名,没有多大实权。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北方士族压抑的地位。史称当时中原“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

司马睿

因而在东晋初年,就爆发了以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为首的武装反抗斗争。当战乱平息后,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

此外,北方士族的南渡,都带着各自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这样众多的人口聚集江南,必然要占有大量的土地才能为生,势必会严重地妨碍南方士族的经济利益,这就造成了南北士族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矛盾。所以后来北方士族的土地庄园,般都建筑在当时本地士族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些地区,如会稽(治今浙江绍兴)一带,有的则深入今福建一带建立庄园,或新开辟山林川泽,这样以便缓和与南方士族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荆、扬之争

东晋的经济军事中心,主要是在荆(治今湖北荆沙江陵)、扬(治今江苏南京)二州。史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

东晋王朝利用扬州的经济军事形势,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中心,建立了朝廷。而处于扬州上游的荆州,凭其经济、地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对于朝廷所在地的扬州,常可造成威胁。每当镇守荆州的镇将有不臣之心时,荆、扬二州就会出现对立的局面。唐杜佑曾论荆州形势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通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这里从荆州所处的地位,论及“荆、扬之争”。

荆、扬之争示意图

东晋朝荆、扬之争,实际上是地方势力与朝廷的矛盾,以及七族高门与皇权的对抗激化所引起的争斗。因此,皇权的强弱,实即皇室权势以及支撑朝廷的军事、经济实力的强弱,乃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东晋一朝,皇权衰落,高门执政,权臣跋扈;扬州地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又远不能压倒荆州,因而东晋一代就连续不断地演出了一幕幕“荆、扬之争”的闹剧。

这样的内部纷争,导致东晋能用的兵力资源只能是北府兵。

东晋可以依赖的只能是谢氏北府兵

谢氏北府兵并非新军,而是由若干流民帅分领的久在江淮间活动的老军,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永嘉、建兴之际。这些流民军名义上附晋,一般用晋名号,但却是自力图存,对江左政权的关系时松时紧,若即若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质。各支流民军大致按其所从来的籍贯区分,他们之间联系也较松散,彼此并无严格的统属关系。

以江淮流民充北府之兵,始于成帝咸和年间的郗鉴。郗鉴是南来的流民帅之一,王敦之乱时立功东晋,为晋诚臣。他曾驻广陵,后移京口,是最早的以京口为基地的北府镇将,也是江淮流民军的组织者和盟主。在郗鉴、郗氏后人以及历任北府镇将的维系掌握之下,一支实实在在的北府兵早已出现,而且历久犹存。

北府兵时有聚散。穆帝永和年间褚哀、殷浩等人自北府大规模北伐,后来历任北府镇将也陆续向北用兵,北府兵不断消耗,难于得到及时的补充。有时战争失利,北府兵瓦解溃散在江淮之间,与北府断绝联系,成为无所统属的流民武装。有时北伐冉起,溃散的北府兵又进入北府行列,成为东晋官军。

谢安

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总摄下游。原来继统桓温之众、都督扬江豫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的桓冲由于种种原因一退而至徐州京口,再退而至豫州姑孰。

上下游门阀士族势力平衡局面被桓温破坏后,至此又得恢复。桓氏家族以桓冲为代表,退出中枢权力角逐,但仍握重兵居上游;谢氏家族以谢安为代表,虽督五州居执政位,却无军事实力以制衡桓氏并应付前秦威胁。

以京口为基地的徐州北府兵与以历阳为基地的豫州西府兵,在战场上协同呼应。永和九年(353)殷浩北伐失败,谢尚受命为西府豫州刺史、都督军事,镇守历阳。此后朝廷赖建康附近的下游北府和上游西府支持;北府、西府两藩也结成密切的关系,出军应敌,总是进退协同。这种情况在谢尚、谢奕、谢万兄弟杞继为西府镇将的十余年中一直如此;三十年后淝水之战的胜利,也是由北府谢玄、西府桓伊二藩兵力密切配合而取得的。

谢安于桓氏宿将朱序此年离究州刺史任后,利用桓冲西归荆州的机会,不失时机地以侄谢玄出就究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莅职后,立即筹建北府兵以应家国急需。

谢玄的北府兵是此前溃散的北府武力的重新集结,也是北府、西府武力的重新组合。谢玄募北府兵,主要是募将,特别是募散落而脱离建制的北府旧将。一般说来,将皆各自有兵;兵员不足,则以江淮流民补充。江淮之间,北府、西府各有其潜在势力,谢玄的北府兵,就是这两府在江淮间潜在势力的结合。谢玄本人居北府镇将之位,而谢氏家族势力却起自西府。

谢玄北府兵的实际掌握者是刘牢之,而刘牢之之父刘建本是谢氏西府旧将。如前所述,淝水之战的兵力,亦兼有徐、兖谢氏的北府兵和豫州桓伊的西府兵,而此战的主战场也在西府豫州境内。只是北府地位和传统势力远胜西府,谢玄组军必得利用北府的这一优势,因此北府兵得以驰誉千载,而历史上并未留下西府兵的专称。

淝水战后北府兵出现分化。淝水之战的胜利改善了东晋的处境,也提高了谢氏及其北府兵的威名。其时一部分北府兵为朝廷的司马道子所用,停驻江表,戍守建康;大部则随谢玄北征,转战河淮,损耗颇大。谢玄内迁,死会稽内史之任,随征北府诸将失去了长期、稳定的统属关系,名义上转辖于继督北府的原桓氏荆州旧将朱序,实际上则处于无主状态。这部分北府兵重又散在北方虽瓦解犹得保全。

孝武帝末年,后兄王恭出镇京口,引北府将刘牢之为北府司马。大概在此前后,散在北方的北府将陆续率所部南还,驻屯京口附近。孝武帝驾崩后,随着东晋统治者内部权力矛盾的激化,本来是对付外敌,驰骋疆场的北府诸将,纷纷在江左卷入内战,为人驱除,几经反复,终于在桓玄篡晋后被诛锄殆尽,残存的北府士卒,则落入诸桓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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