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多岁后进入皇宫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学读书，成绩较好，能“少小闻诗达礼”。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8岁的和珅与当时任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户部侍郎英廉的孙女结婚。由于与继母的关系不好，少年时期的和珅经济条件并不好，这也可能是《清史稿》所说其“少贫无籍”的原因。但是，到20岁时，和珅情形就有了好的变化。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和珅开始摆脱了困境，因为他承袭了高祖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这个世职给和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三等轻车都尉岁俸为银160两、米80石。银一两大致可以买米一石。这笔收入不小，当时，官居正二品的总督、侍郎和从二品的巡抚、布政使岁禄才银155两、米77石，还低于三等轻车都尉所领之数。
和珅有了这笔可观的固定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这一世职在政治上给和珅带来更大的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便捷之径。既然他的高祖尼雅哈纳是开国功臣，那么，其后人就有可能随侍帝君了，因此和珅袭三等轻车都尉不久，便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授三等侍卫，旋补粘杆处侍卫。
皇帝的侍卫
三等侍卫，官阶正五品，每年岁俸银80两，禄米80斛，粘杆处，即尚虞备用处。昭梿的《啸亭续录·上虞备用处》条载称：“定制，选八旗大员子弟之捷者为执事人，司上巡狩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备用处。盖以少年血气偾张，故令习诸劳勤，以备他日干城侍卫之选。实有类汉代羽林之制，而精锐过之，盖善于宠驭近侍之制也。”
粘竿处三等侍卫，官阶虽不高，但经常随侍皇帝出巡，接近皇帝，就有了与皇帝回奏、回答的机会，从而为和珅的飞黄腾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清人对和珅借此条件蒙帝重问而得以发迹的情形，作了下述几种记述：
陈焯的《归云室见闻杂记》载称：“和珅起自寒微。以生员銮仪卫一小职，扈从上临幸山东。上喜御小荤，輦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旁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其知遇实由于此。比驾旋时，迁其官，未几蹴居卿贰，派以军机，凡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论思，悉当上意。”
钮祜禄·和珅
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和珅蒙恩眷之缘》条目中写道：“闻其始，特銮仪卫一校尉。一日警跸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三语。扈从诸校尉及期门羽林之属，咸愕眙互询天语云何。和珅独对曰：‘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上为霁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轶闻·人相奇缘》中说：“一日大驾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高宗云：‘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应声云：‘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遂派总管仪仗，升为侍卫，洊擢副都统……尊宠用事，旋由尚书授大学士。”
和珅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善于临机应变，博得了皇上的欢心，立即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擢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
拔擢大学士
和珅蒙帝赏识，青云直上，乾隆四十年（1775年）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擢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和珅授户部右侍郎，三月为军机大臣，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文门税务。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和珅春风得意之年。这一年，他口衔帝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晋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
这一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帝又特下谕旨：“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珅奉帝旨，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兰州，平苏四十三起义，旋被召回京师，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
林爽文起义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和珅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第二年赏戴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和文渊阁提举阁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以承书谕旨有助于平台湾林爽文起义，封三等忠襄伯，赏紫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赏给黄带，此后不断增兼新职，嘉庆三年（1798年）以“襄赞机宜”，于擒白莲教首领王三槐时晋一等忠襄公。
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娶帝最钟爱之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封固伦额驸，授御前大臣，不久擢护军统领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总理行营事务。和珅之弟和琳原系一小小笔帖式，仗兄之势，不断升迁，任至尚书、总督、都统，督办贵州征苗军务，卒于军，晋赠一等公，以其子丰绅伊绵袭爵。
和珅由一个少年家贫应试不中的文生员，经乾隆帝一手提拔，飞跃高升，成为一等公、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身兼多种要职，荣为万岁爷的亲家翁，满门显贵，位极人臣，真算是荣华富贵无以复加了。
为何快速升迁？
和珅之所以受到皇上如此特殊宠信和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并非因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文武双全，而完完全全是由于天子的错爱。论才学，和珅仅系一名落孙山的小小文生员；言治政，他不止一次因“扶同瞻徇”、“拟罪轻纵”、“回护”劣员而遭帝训诫降级留任；谈武略，他之水平更为低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夏，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帝命和珅、阿桂前往统军征剿，大学士阿桂时在河南督办河工，未即赴甘，和珅先往。和珅“自负其才”，欲于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分兵四路进攻，失利，总兵图钦保阵亡。和珅既匿败不奏，又归过于下。
章佳·阿桂
原礼亲王昭琏就此评述和珅之无能及阿桂的才智说：“和珅因自负其才，欲于公至前先时驱灭，乃刻期进师，卒为所败。又所调至将帅，俱不为所用，和每发一议，众辄沮之，亦不能难也。及公至，和出迎，公问其失机状，和赧然曰：‘将帅皆傲慢，不为吾用，公请试之。’公曰：‘然则斩耳。’和复问进兵状，公笑不答，令诸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公每呼一将人，辄命和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患愤。公部署毕，问和曰：‘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也。’和战栗无人色。公乃命和即日衔命归。”
乾隆帝并不知悉这些情形，但他从和珅劾奏击敌有功之将领海兰察，已看出其颠倒是非等过失，数发谕旨加以训斥，又下部议，将其降三级留任。
和珅既无文治，也无武功，资历又浅，还非正科出身，威望自然不高，且其在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中，相当长时间都仅只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军国重臣。阿桂是相门之子大帅之材，军功卓著，特封一等诚谋英勇公，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起任大学士，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嘉庆二年（1797年）去世之前连任16年首辅和领班军机大臣。
嵇璜亦系宰相之子，治河有功，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起任大学士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去世。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1791年）状元，蒙帝赏识，信任不疑。福康安是皇上的亲内侄，军功累累。论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位都比和珅强。可是，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特别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在受帝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能比得上和珅。出现这种特殊局面，并非由于其他什么因素，而完完全全是因为乾隆帝中了圈套，错爱了和珅。
和珅虽不谙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故能博取万岁欢心，蒙受特宠。这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增补兵额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康熙中，各省提督、总兵等将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1730年）以文官有养廉银，遂正式规定武官养廉名粮数额，提督亲丁名粮80分，总兵60分，副将30分，参将20分，均马步各半。游击15分，都司10分，守备8分，把总4，均马一步4分。此各级武官应得的虚粮。
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欲将此虚粮及红白赏恤银两俱由部拨，各省提督、总兵以下武官之“公费名粮”，“亦改照文员之例，议给养廉，所扣兵饷，即可挑补实额”，计京营及陕甘添补满汉兵约2万名，各省添补绿营兵粮实额数万名，加以改给养廉银及兵丁红白赏恤等项，每年需银300万两。
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尚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桂复奏：“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两”，请不添补腹里省分之兵。乾隆帝不听其言，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九月二十八日下谕，坚持增兵说：国家“财赋充足”，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漕粮二次及地方赈济与新疆、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万万”，而赋税并未增加，“现在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之三百万两岁费，绰绰有余。“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经费为是”。著大学士、九卿、科道详筹议奏。
和珅深知帝必行此法，故极力赞成。大学士、九卿、科道于十月复奏：“现在统计部库每年出人大数，约余银九百万两有零，户部经理一切裕如，所有各省挑补名粮，议给养廉，请遵照前旨，不论腹地边陲，一律办理。”乾隆帝于十月二十一日降旨批准此议。随即添补满汉兵士65143名，每岁增支军费银300万两。
和珅善体帝意，摸透帝之心思，奏请行帝之想说想行而未即启口之事，在李侍尧案的处理上，也显示得十分清楚。
李侍尧是清朝开国元勋汉军“抚顺额驸”李永芳的四世孙，蒙帝夸奖为“天下奇才”，迅速擢升，历任尚书、都统、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授大学士，袭祖爵二等昭信伯，因被劾收贿贪污，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下旬派户部尚书和珅、刑部侍郎喀宁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审。
李侍尧
和珅很快就查明大学士、伯、云贵总督李侍尧收受属官庄旋金等官贿银及勒索来的赃银3万余两。按律量刑，李侍尧当立斩不饶。可是，和珅知道乾隆帝赏识李之才干，不想杀李，遂奏请将李侍尧拟处“斩监候”。大学士、九卿核议后，改拟“斩立决”。乾隆帝谕命各省总督、巡抚各抒己见，绝大多数督抚赞同大学士、九卿拟议的“斩立决”。
最后，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初三日下谕宣布，采纳和珅“斩监候”的拟议，定为“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仅仅过了几个月，乾隆帝即谕命李侍尧为陕甘总督，后移任闽浙总督，又以其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有功，复其伯爵，图形于紫光阁。可见和珅之能善体帝意，其他大臣在这个关系自己仕途升降的重大问题上，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和珅这方面的才干。
和珅还善于聚敛银财，供皇上支付各种费用。正因为和珅擅长逢迎，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帝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心理，按其意旨行事，又善于敛财，因此受到帝之特殊宠信，成为乾隆帝的唯一心腹和代理人。这在曹御史参劾相奴一案的处理上，表现得十分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