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子贡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子贡为人勤学好问，而且善于置办家产，是孔门弟子中最富有的一个。因此孔子周游列国之时，都需要子贡以财力作为支撑。但是有一次，孔子却罕见地严厉批评了子贡，而且还是在子贡做好事的情况下。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中记载：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原来，按照鲁国的法律，同胞沦为其他诸侯的奴隶，如果有人花钱为他们赎身，则可以在国库内拿到报销和奖金。一次，子贡在外经商，看到有同胞沦为奴隶，于是便为他们赎了身。回到国内，品行高洁的子贡自然拒绝了奖金。
但是子贡看似高尚的行为却被孔子严厉批评：“端木赐（子贡本名）这件事做错了，我们鲁国人不会再有人去赎回同胞了。如果你接受国家的赔偿，你并不会有违你的良心；但如果你拒绝接受应得的奖金，其他人也会受到影响而不去赎人”。
有人就要问了，中国人自古就讲究无私奉献，做好事连名都不应该留，更何况是索要奖励？孔子视仁义道法为生命。推崇人们做好事并取之报酬，似乎令人有些不可理解。甚至在思想解放、观念开放的今天，也并非会为人们所认同。
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反应了孔子远见卓识的地方。众所周知，社会伦理胎出于个人道德，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社会伦理与个人道德其实也有矛盾的地方。
打个比方，一些动物爱好者赎买一些即将沦为盘中餐的猫狗，并将之放生。从个人道德上来说。他们花费钱财，解放了一批小生命，无疑是善良的、高尚的。但从社会伦理来说，他们的行为简直是灾难。因为猫狗这些小型食肉动物，简直是其他小生命的噩梦。他们的行为只会危害生态平衡，甚至造成严重的生物入侵。
因此，子贡赎买同胞却不收钱，从个人情操上来说是高尚的。但从社会伦理上来说，却破坏了一个良好的秩序。前文也提到，子贡是个大富商，即使不收国家的奖励，也不会对他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普通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子贡的财力，若不接受国家奖励，将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子贡赎买奴隶却不收钱，无形中在鲁国内树立了一个道德标杆：那就是赎买同胞，就是不应该寻求回报。当其他人赎买同胞，却向国库寻求报酬时，便会被子贡所树立的道德标杆所绑架。人们就会说：“你看看这人，拯救同胞还要回报，简直是伪君子、假善人！”当普通人面临这样的经济以及道德困境，他们自然就不会再选择拯救同胞，而会选择对同胞见死不救、视而不见。
胡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成为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出现矛盾时，应该服从制度、服从社会伦理。
而从国家来说，不应过分强调空中楼阁般、让人敬而远之的“高言伪议。而是应该在在人们报效国家、建功社会、服务民生、勇于奉献、辛劳付出时，给予应有的物质回报与权益保障，而不是一味拔高其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范。
为什么这么说呢？再举个例子。众所周知，按照我国法律，我国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统属国家所有。若无意在我国领域内发现文物，需上报，并上交国家。
前段时间，一位民工发现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捐给了国家，结果只获得500元奖励和一面锦旗。一时间舆论哗然，500元加一锦旗甚至成了一个梗。试想，若让这种梗继续流传于社会，还会有人愿意将自己发现的文物捐给国家吗？或许有人宁愿将文物毁掉，也不会给国家。
若做好事却不给表彰，只会伤人又伤心、流血又流泪，袖手旁观、人人为己的冷漠就会成为时代的面孔。因此在西方很多国家，都会专门立法，奖励做好事的行为。例如德国民法典规定，遗失物的拾得人有权向受领人请求报酬。遗失物值在1000欧元以下者，拾得人的报酬为5％；日本遗失物法规定，接受物件返还的遗失人，须得向拾得人支付该物件价值5％以上、２０％以下数额的报酬。
恩格斯认为，“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品行高尚与索取报酬和奖励并矛盾。一方面，大家因做好事受到单位、国家奖励时，应理直气壮地领取，这是你应得的，所有对你的诋毁不过都是键盘侠的道德绑架；另一方面，国家必须重视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