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州丨易代之际的曹植心迹论——以《三国志·苏则传》“发服悲哭”为中心-我的快乐小窝

注：本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11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京州老师授权发布！

易代之际的曹植心迹论

——以《三国志·苏则传》“发服悲哭”为中心*

王京州

[摘要]《三国志·魏书·苏则传》有关苏则与曹植“皆发服悲哭”的记载有误，实是牵合鱼豢《魏略》苏则“发丧”和曹植“怨激而哭”两事而为一事。曹植私底下的愤激悲哭与表面上对新朝的讴歌颂美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可溯源于曹操逝世终止其政治前途带来的绝望之情。曹植悲哭随即引起曹丕的嫌恶，并由此获罪于黄初初年。从狐援、箕子到司马孚、司马顺，曹植之哭在历史上不乏先声和回响，均可隐括为易代之际的“途穷之恸”。

[关键词]曹植易代之际发服悲哭途穷之恸

在汉魏禅代的繁华场外，远在临淄的曹植曾不合时宜地放声“悲哭”，这则史料因“别裁”于《苏则传》中，故较少为研究曹植生平者所注意。在明末以降的评论文献中，虽然已被发掘和不断重述[1]，然而时至今日，有关的基本史料并未得到有效清理，其中所涉及几位当事人的关系和心态，尚缺乏深入的揭示，因不揣谫陋加以探析，供研治中古文史者参考。

一、“发服悲哭”：问题的提出

关于曹植悲哭的记载见于《三国志·魏书·苏则传》：

初，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鬚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2]

其中魏文帝同苏则、傅巽之间的问对固然是这则史事的焦点，然而连带言及关于曹植的“发服悲哭”更引人瞩目。概括来说，“发服”即“发丧”，亦即身披缟素；“悲哭”指放声恸哭，与啜泣和流泪不同[3]。“发服”和“悲哭”尽管经常发生联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前者强调一种心丧的仪式感，后者往往是更直接的情感外露。苏则、曹植二人不谋而合地“发服悲哭”，在因“魏氏代汉”而举国欢庆的朝堂内外极不合宜，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三国志》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吗？有没有误植的可能性呢？

《三国志·蜀书》的史料采集大都是陈寿亲力亲为，《魏书》和《吴书》则以因承居多，其中鱼豢所撰的《魏略》便是《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对此学界已有共识。在这条材料之下，裴松之注引《魏略》保存了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

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淄侯植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后文帝出游，追恨临淄，顾谓左右曰：“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时从臣知帝此言，有为而发也，而则以为为己，欲下马谢。侍中傅巽目之，乃悟。[4]

细绎文本可见，关于曹植“发服悲哭”的记载，《三国志》取材的蓝本正是《魏略》，其中陈寿的再次书写更显综括，鱼豢的原始记载则更为具体可感。进而言之，陈寿聚焦在曹丕的“从容言”和苏则的“欲对”，而对引发这一问对的导因采用了概略的方式。因此在鱼豢眼里，苏则“发丧”和曹植“怨激而哭”本为两事，到了陈寿的笔下，却被牵合成了“皆发服悲哭”一事：这看似只是综括旧文，实际对事实的真相产生了淆乱。换言之，曹植在曹丕践祚之时，可能只是放声悲哭，并没有身披缟素的夸张表现；而苏则以汉帝驾崩而引发的“发丧”事件，毕竟只是一种受误导的行为，如果置于曹植身上，则显得不近情理。

无论是史家牵合而误的“发服悲哭”，还是更为接近史实的“怨激而哭”，孤立来看都只是曹植的个人行为，并未显示特别的性质，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再加之曹植与曹丕之间的特殊关系，才显得格外怵目惊心。正如上文所述，鱼豢虽未明言曹植悲哭的背景，然而其后称引曹丕“当我登大位之时”的叱词，实际已暗含了这一论述框架的设置。至于陈寿，则明确将此事嵌入了“闻魏氏代汉”的时代背景之下。因此探讨曹植这一行为表现的成因，不仅要知其人，更要论其世。

结合不同史料记载，可以发现曹植对汉魏禅代的态度是矛盾的，颇耐人寻味。一方面，他接连上章庆贺受禅、讴歌魏德，对曹丕极表拥戴，既有《庆文帝受禅章》《庆文帝受禅上礼章》，又有《魏德论》《魏德论讴》，此外《喜霁赋》《大魏篇》等诗赋作品也应作于同时期。以上作品无不贯穿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与时代氛围密合无间。《庆文帝受禅上礼章》文称：“是以普天率土，莫不承风欣庆，执贽奔走，奉贺阙下。况臣亲体至戚，怀欢踊跃！”[5]正是他紧跟时代风向的代表言论。另一方面，曹植又无可避免地陷身于“孤愤”的境地，他在私底下的“怨激而哭”，与表现在外的“怀欢踊跃”恰成鲜明对照。

对曹植来说，诗可以“群”，也可以“怨”。可以“群”，使他在诗中放笔铺写各种灵符祥瑞，以颂美新朝，如《大魏篇》“大魏应灵符”“众吉咸集会”等[6]；可以“怨”，又让他在外表的“明眸善睐”之外，小心翼翼地表达忧虑，语含讥刺，偶尔映现内心的阴翳，如《丹霞蔽日行》“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灭无遗”[7]。“怀欢踊跃”不过是趋时和保身的托辞，“怨激而哭”毋宁说才是他真实心灵的外现。

二、“自伤失先帝意”：曹植悲哭原因探析

曹植在汉魏之际的两难心态既如上述，而对他“怨激而哭”的原因则尚有待发覆。张溥在《陈思王集题辞》对此有说：“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愤怨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8]将曹植之哭与其“终身臣汉”的品节相勾连，实际并非出自张溥本人的创见，而是有“论者”言之在先。经考察可知张溥所称的“论者”实指张燮[9]。张燮《重纂陈思王集序》对此有完整表述：

考《魏志·苏则传》禅代事起，子建发服悲泣；古今骨肉为帝而恋恋故主、哀不自胜者，惟陈王及司马孚两人。吁！赤心揭于日月矣。余谓子建果嗣，必坚守服事之节，而卯金尚延；即子建不嗣，而嗣魏者未遽代汉。[10]

联系上文考察，知张燮此篇题辞旨在证明曹植具深心卓识，未立为魏太子，乃出于主动“自秽”和“善让”的结果，进而推导出曹植“嗣魏”必不“代汉”自立的结论，而在这一连串的推理论证中，有关《魏志·苏则传》“子建发服悲泣”的引述，是最为核心的证据。张燮的这一论断虽未被张溥采纳，至于清代学人则多因之。如丁晏《陈思王年谱序》称“陈王固未尝忘汉也”，“陈王之不得位，魏之不幸，亦汉之不幸也”，其原因也正在于“夫魏王受禅，王发丧悲哭”[11]，这一推理模式应即从张燮所论承递而来。

明清学者对曹植“怨激而哭”原因的蠡测，实际导因于后世学者对其完人形象的构建，因为缺乏证据而流于臆测，所谓“忠于汉室”的结论难免存在拔高和美化之嫌。追究起来，易代之际的曹植之哭，当然可能是出于“伤时”，但也完全可能出于“自伤”。若采信鱼豢《魏略》所言，则曹植“怨激而哭”的原因正在于“自伤失先帝意”。其中又包括两层含义：先是“自伤失先帝”，紧接是“自伤失先帝意”。

先看“自伤失先帝”。曹丕代汉立魏，上距曹操之死不足一年。当曹操殁于洛阳时，曹植亲睹其人之逝。在曹操逝后，曹植撰有《武帝诔》，末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12]，即是其证。就国临淄以后，曹植仍时刻以亡父为念，始终无法释怀，于是在曹操去世近百日时，有求祭先王之请。表称：

臣虽比拜表，自计违远以来，以逾旬日，垂竟夏节方到，臣悲感有念。先王公以夏至日终，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于先王，自可以今辰告祠。臣虽卑鄙，实禀体于先王。自臣虽贫窭，蒙陛下厚赐，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计先王崩来，未能半岁。臣实欲告敬，且欲复尽哀。[13]

曹植求祭先王，虽出于至情，然而对曹丕而言则是一种威慑，相形之下曹丕的不祭则显得“不近情”。曹丕用来阻挡曹植私祭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有明确交代，即“顾迫礼制”，而所“迫”的“礼制”应即博士鹿优等所奏：“不得立其庙而祭之”，“庶子不得祭宗庙”，看来只是反对宗庙祭祀，而与曹植“祭先王于北河之上”的请求并不冲突。细绎表文，如“臣虽比拜表”“臣前以表”等表述，颇疑曹植在此表之外，尚另有一表，奏上时间在此表之前，内容很可能即请求祭先王于宗庙，在遭到曹丕拒绝后，才退而求“私祭”于“北河之上”。前表佚失不传，曹丕对前表的诏答又在类书文献中被误植于后表之下。一再求祭而终不得，进一步加剧了曹植的失怙之痛。

再看“自伤失先帝意”。学界一般认为，曹植的“行驰道”和“私开司马门”公然触犯禁令，冒渎了曹操的尊严，在世子之争中转入不利的位置；后来又“醉而不能受命”，再次加深了曹操的失望之情，改立太子已无可能。然而据《三国志·魏书·曹彰传》：“太祖东还，以彰行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裴松之注引《魏略》复称：“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14]曹操在临终前何以“驿召彰”已成千古之谜，曹彰的猜测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需要追问的是，这一可能性是否符合情理呢？据《三国志·魏书·陈矫传》载：

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15]

俞绍初先生征引上述文字，辅以对曹操诸子进行的逐一分析，指出陈矫谏言中的“爱子”最大可能便是曹植，进而认为“在长期相处中他也觉察到曹操的态度，认识到曹植仍然是与曹丕争夺嗣位的潜在对手，所以他所说的‘爱子在侧，彼此生变’是经过长期观察而做出的估计，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无根之谈”[16]。倘此说能够成立，则直到曹操逝世前，曹植仍存在继承魏嗣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曹操旨意基础上的。如今先王已逝，政治前途变得晦暗不明，不免让曹植感到深深的绝望。

三、“舍尔不诛”：曹丕的反应与降罪

与陈寿《三国志》相比，鱼豢的《魏略》是当代史，其史料来源不仅是“记载”，更多出自“见闻”“传说”和“遗迹”[17]。曹植的“怨激而哭”，或出于“见闻”，或出于“传说”，固然有可能是道听途说的街巷之语，但也不排除来自魏明帝苦心销毁的“罪状及有关议论”[18]，而记载曹植之哭的始作俑者，最大可能便是环伺曹植身边的监国使者如王机、灌均之流。他们当亲见曹植的抑郁悲伤，又进而添注细节，绘声绘影，并将其与曹丕受禅的时间节点联系起来，以坐实曹植的罪状，从而“不辱”使者之命。

曹植之哭不论出于伤时，还是止于自伤，对曹丕来说都构成了一种僭越和挑战。在篡汉之事上，曹丕尤其显得敏感，不容许臣下有任何亵慢和不尊的表现。《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华峤《谱叙》：

魏受禅，朝臣三公以下，并受爵位。华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空，不进爵。文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命，百辟莫不说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邪？”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事汉朝，心虽说喜，义干其色，亦惧陛下，实应见憎。”帝大说，叹息良久，遂重异之。[19]

虽然诚如李慈铭和余嘉锡所言，华峤称其祖“以形色忤时”有附会和美化之嫌，然其对于曹丕期待“百辟莫不说喜，形于声色”的心理描绘又是极为传神的。另外“奉使贺文帝践祚，而稽留不及”的郭淮，也受到了曹丕“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的质疑[20]。陈群“有戚容”、华歆“不怡”以及郭淮“奉使朝贺”而未及时到场，都会引发曹丕的嫌怨和责难，更何况胞弟曹植的“怨激而哭”呢？

曹植去世后，魏明帝曾下令将大臣举奏曹植的罪状及有关议论尽行销毁，据景初中诏书：“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缺，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21]于是曹植《说灌均上事令》所言“置之坐隅”、“朝夕讽咏，以自警诫”的“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22]就都被销毁了，曹植在黄初年间的获罪原因由此成为疑问。

据《三国志》所载，曹植黄初初年获罪的罪名即灌均所奏“醉酒悖慢，劫胁使者”[23]，然而结合相关记载，可知“醉酒”以及对使者的“悖慢”“劫胁”都无法构成根本原由。曹植本人的表述即与此有别，《责躬诗》称“举挂时网，动乱国经。作藩作屏，先轨是墮”，《谢初封安乡侯表》称“惧于不修，始违宪法，悲于不慎，速此贬退”，《封鄄城王谢表》又称“狂悖发露，始干天宪”[24]。以上表述虽指向仍显隐晦，而“违宪法”“乱国经”却绝非“醉酒悖慢”所能解释。曹植黄初年间获罪，当有更为“堂皇”的理由。俞绍初先生明确将曹植获罪与“发服悲哭”联系起来，因为是在解读《洛神赋》时顺带道及，并非专文论述，未能引起学界重视：

曹丕一得悉曹植为献帝“发服悲哭”的消息，便立即派灌均前去鄄城追究此事，而曹植身为诸侯，不甘蒙此冤屈，故借酒使气，犯下了“劫胁使者”的错误，灌均又“希旨”上奏，从而为曹丕惩治曹植提了一个难得的口实。[25]

此虽未明曹植仅有“悲哭”之行，“发服”实为陈寿所误增，然而将黄初获罪事由追溯到他的这一行为，又颇具启发性。关于曹植因悲哭而开罪于曹丕，其实前贤已著先鞭。如明张凤翼说：“魏氏代汉，植与苏则发服悲哭，乃是露植心事。后竟以此得罪，羁绁踬顿以死，可悯也。”[26]清乔亿亦称：“陈思王植初封临淄侯，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其不得于兄，宜矣。”[27]据此可知俞绍初先生的观点并非孤明先发。

进而言之，曹丕对待曹植的态度，恐远非《三国志》所描述的那样“从容”，《魏略》所称的“追恨”庶得其实。裴松之注引《魏书》载曹丕诏称：“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尔不诛，其改封植。”[28]联系上引因陈群、华歆、郭淮等人而“久不怿”并责难的行为来看，曹丕“于天下无所不容”的自我标榜，看起来更像是大言欺人。“舍尔不诛”的表述透露出曹丕杀心已起，而曹植确曾一度游走于死亡的边缘。当初的“怨激而哭”，不管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王机等人指鹿为马、捕风捉影的任意‘诬白’”[29]，都可能为曹丕的迫害提供藉口，并进而对曹植坎壈的后半生带来深刻影响。

四、“途穷之恸”：曹植之哭的先声与回响

曹植的悲哭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国时期齐国狐援的“哭国”。《吕氏春秋·贵直论》载其事：

狐援说齐湣王……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其辞曰：“先出也，衣絺纻；后出也，满囹圄。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陈斧质于东闾，不欲杀之，而欲去之。[30]

狐援直谏而不纳，于是“哭国”三日。以“哭国之法”斩之，反映了君王对此行为的零容忍。三条彰久《哭国考》认为“狐援是亡国之际的谏臣，他的哭国就等于预言国家灭亡”[31]，这无疑是对国君忌讳的公然触犯。曹丕当然不会以齐湣王自况，但齐湣王对狐援哭国的抵触心理，与他对曹植悲哭的厌恶却又相似乃尔。时易世移，无论是指向明确、还是表现激烈的程度上，曹植私下的“怨激而哭”与狐援公然的“哭国三日”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流淌其间的内在精神却不能不说是一脉相承的。

或许曹植的悲哭还称不上“哭国”[32]，与“哭国三日”的狐援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毋宁说与箕子的“欲哭则不可”更为近似。《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33]如果说“多言荒芜之事”的《送应氏》二首是远绍《麦秀歌》影响的话[34]，那么曹植“怨激而哭”的表现也可视为对箕子“欲哭则不可”的异代回响。不同之处仅在于，《送应氏》感怀的是汉末战乱导致的洛阳宫室毁坏，其时代尚在建安初，而“怨激而哭”的背景则下移到了汉魏禅代之际。

汉魏嬗替之际，同于曹植悲哭的还有汉皇后曹节。据《后汉书》载：

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35]

如上所论，有关曹植“怨激而哭”的记载可能始自监国使者，而曹皇后的“涕泣横流”当出于史官实录；曹植的“怨激而哭”不见旁人在场，也没有附以任何言论，因而是“静默”的，同时也是多义的，曹皇后的哭泣则掺杂着“怒”“呼”以及“天不祚尔”的诅咒，其指向和意义就明确得多。因为同样处于易代之际，同样的宗族身份，“静默”而多义的曹植悲哭，以曹皇后来做类比，便同样体现了明确的情感向度，指向对故国的眷念和对新朝的疏离。

以此而言，曹植之哭在其身后同样不乏嗣响，紧承其后就有司马孚的“流涕歔欷，不能自胜”和司马顺的“遂悲泣”[36]。张燮将司马孚和曹植并称，认为“古今骨肉为帝而恋恋故主、哀不自胜者，惟陈王及司马孚两人”[37]，司马孚起家为曹植文学掾[38]，他对曹魏的眷恋确实可能深受曹植影响。顾炎武在叙列“陈思王植初封临淄侯，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文帝恨之”之后，又胪举晋司马顺、隋杨瓒、后梁朱全昱等人的同类事迹，评价称：“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愿者乃在于兴代之懿亲，其贤于裸将之士、劝进之臣远矣。”[39]顾氏不仅议论精微，而且在排比人物时突破了魏晋时代的封域，然而着眼于曹植之哭在后世的嗣响，又与张燮同一机杼。

从政治角度而言，这种象征性的悲泣固然起不到任何实质作用，在历史的巨轮面前不过是螳臂当车，但从文化层面来说，以曹植为代表、发生于易代之际的悲哭行为却是一种无价的精神遗产。原发于阮籍身上、已沉淀为著名文化符号的“途穷之恸”[40]，就悲哭和无言两大表现而言，都与曹植的“怨激而哭”形神相似。时代早已更迭，政治的剧本却不断在重演。对于时代弊政投下的阴翳以及乱世重创下的心灵痛苦，曹植和阮籍都有着切肤的体认。易代之际的士子之哭，其背后的精神向度是一致的：阮籍反复为之的“途穷之恸”，正可视为对曹植“怨激而哭”的效仿和致敬；而曹植悲哭的深层内因，也不妨置于“阮籍途穷”的层面来理解。

注释：

[1] 如明陈绛《金垒子•中篇》卷五、张凤翼《处实堂集》卷八《谭辂》、张燮《重纂陈思王集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乔亿《剑溪说诗》卷上、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八、梁章钜《文选旁证·情诗》注引朱超之语、陈沆《诗比兴笺》卷一、丁晏《陈思王年谱序》等，均曾引述这一史料。这些评论除汪师韩兼引鱼豢《魏略》外，均以《三国志·魏书·苏则传》为依据，或直引“发服悲哭”，或改称“发丧哀哭”（陈沆、丁晏）。

[2]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六《苏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92页。

[3] 《说文解字》称“哭，哀声也”，段玉裁注“哭本谓犬嗥”。[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63页。

[4]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493页。

[5]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6]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74页。

[7] 《曹子建诗笺》称：“‘炎光再幽’，明指魏代汉事也。”张可礼：《三曹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179页。

[8] [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71页。

[9] 参见王京州：《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论者”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

[10] [明]张燮著、王京州笺注：《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11]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页。

[12]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一三，第242页。

[13]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90页。

[14]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九《曹彰传》，第556-557页。

[15]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二《陈矫传》，第644页。

[16] 俞绍初：《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7] 郑春颖：《〈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

[18]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九《曹植传》，第576页。

[1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

[20] 《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魏志》。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82页。

[21]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九《曹植传》，第576页。

[22]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九三，第2671页。

[23]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九《曹植传》，第561页。

[24]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99页，第353页，第365页。

[25] 俞绍初：《曹植〈洛神赋〉写作的年代及成因》，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关于曹植黄初年间获罪的原因还可以参考徐公持《曹植生平八考》，《文史》第十辑（1980年）；顾农《曹植生平中的三个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邢培顺《曹植黄初初年获罪事由探隐》，《滨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6] [明]张凤翼：《处实堂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3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4页。

[27] [清]乔亿：《剑溪说诗》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第214页。

[28]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九《曹植传》，第562页。

[29] 俞绍初：《曹植〈洛神赋〉写作的年代及成因》。

[30]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42页。

[31] 三条彰久：《哭国考》，《中国の历史与民俗》，东京：第一书房，1991年，第269页。

[32] 有学者称曹植之哭为“哭汉”，可能即受上文所引张燮、丁晏等人之影响。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下编《东汉文学编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72页。

[33] [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958页。

[34] [清]丁晏《曹集铨评》语。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6页。

[3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〇《后妃纪•献穆曹皇后》，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55页。

[36] [唐]魏征等：《晋书》卷三七《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84页，第1114页。

[37] [明]张燮撰、王京州笺注：《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