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古埃及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这样奇怪的实验。
众所周知，埃及是一个典型以神权为载体的文明古国，而作为帝国的统治者，法老一直被认为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是人间神祇。
所谓神之血脉，代表着埃及帝国历代统治者的正统性。浓郁的神权特性，也是埃及在人类历史上地位能够如此独一无二的重要原因。
在古埃及，法老和他的大祭司们一直都痴迷于如何证明自己的神性，从而稳固统治——宏伟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建造的。
事实也证明，文明奇观是可以起到巩固统治，弘扬神性的作用的。
而在公元六世纪时，一位叫做普萨姆提克的古埃及法老，他要求大祭司做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实验的名字叫：同伴隔空实验。
简单来说，就是法老会找到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但是法老不允许别人为他们提供教育，甚至也不允许别人在他们面前说话。
——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语言是神明赐予给埃及文明的礼物，这也是法老宣扬自己天赋神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法老自己也想看一看，这些新生儿在与外界完全隔离，在本身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通过自我成长是否能够产生新的语言呢？
虽然这个实验目的是出于神学，但是它的科学价值却是存在的。
只是最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类之所以能形成文明，与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密切相关，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如果没有语言就没有现在辉煌的人类文明。
当时根据史料记载来看，这位叫做普萨姆提克的古埃及法老在实验中发现：这些婴儿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想要寻找一种方式，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但是他们的交流只限于肢体语言；虽然有少数几位孩子确实可以发出寥寥几个单词，但是却完全没有办法形成语言体系。
而埃及法老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实验，证明了语言真的是神赐予给他们的特殊礼物。只有在人类社会中被赐福过的人才能够学会语言。
从现代史观的角度上来看，这个结论显然很封建迷信。
其实语言是需要日积月累才能形成的，人类文明正是通过上万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现有的语言文字，而寥寥几个人想要在短时间内便建立一个全新的语言体系这是不现实的。
瑞士的语言学家斐迪南，他是现代语言学的定义者。他认为人类语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语言不可能在短时间的时间内“进化”成完美版本。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都来源于人类祖先早前的语言系统。虽然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发展、衍变出了不同语言，但是这些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是“延续性发展理论”。
在现在的语言学界，我们基本可以分成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认为：人类所拥有的语言系统是天生的，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毕竟我们作为灵长类动物大脑更加发达，更容易建立语言体系。在人类长久进化的过程中，语言本能成为了人类基因本能的一部分。
但另一阵营的学者认为：语言是人类间沟通的一种交流工具，是我们刻意研发出来的，它并非天生便具备。
他们觉得人类早期社会只有一些简单的沟通方式，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部落，在频繁的交流过程中，语言体系便逐渐建立了起来。
最开始人类的语言体系可能也只是基于肢体语言，但它通过成百上千年发展后，便形成了通过声带发出声音的语言体系。
以前英国、新西兰的科学家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所有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可能都来源于目前印欧地区的语言体系。
因为南亚、中亚和欧洲地区，还有东亚地区是最早有人类文明痕迹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文明发展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的地理板块。
而且在古代的史前人类文明，为了生存经常会进行迁徙，而迁徙的这些古部族也把最古老的印度以及欧洲的语言体系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并形成了近现代的语言体系。
但是这样的说法是西方学者用来确立自己文明优越性的一个偏颇观点。
因为在这一体系中，无法证明我们中国的语言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中国的语言是全世界公认的一种与印度以及欧亚语言体系有很大不同的独特语言体系，中华文明有着十分明显的唯一性。
而近现代还有一些科学界大拿有了独特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的语言很有可能来源于音乐和歌唱，而支持这一观点的科学家还不少，比如说达尔文，再比如说语言学家斯蒂芬安德森。
安德森认为：人类的语言可能已经存在了接近十万年的时间。因为不管是在哪里生活的人类部族，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早期的音乐体系。
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在那个时代也确实缺乏记录历史的习惯以及规矩，所以人类的语言到底是怎么出现的，起码在现阶段依旧是一个无法得到有效考证的谜题。
但所有的语言学家的观点中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人类语言肯定是通过漫长的时间发展，才形成了如今独立的体系。
不管语言究竟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本能，还是社会交流的一种工具，它都需要时间去进行发展。这也是为何法老在进行实验的时候，那些小孩子一直没有办法建立语言体系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