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事实上，物质财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太史公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而佞幸之辈对于物质财富的贪欲更为强烈，这也是刺激其发展的内部催化剂。
在西汉佞幸发展过程中，君主能否满足佞幸对物质财富的贪欲要受制于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
西汉建立之初，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长期战争摧残，社会经济凋零残破，百业衰败、田园荒芜，人口大量减少。汉初社会的经济窘境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社会经济如此残破，统治阶级即使有心却也无力聚敛财富，大力挥霍。与之相反，皇帝还要以身作则号召整个统治阶层躬行节俭，减少对百姓的剥削，以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如萧何营造未央宫极其华丽，刘邦不满地抱怨道：“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暂且不论刘邦是真情实意或政治作秀，但汉初统治者厉行节俭的政治基调是不变的。如汉文帝之节俭在青史留名，他为节约百金而罢修露台之事为后人称赞。
当然，汉初诸帝躬行节俭既是个人道德的彰显，能够克制个人欲望，同样也出于对现实经济情况的考量。
马克思说过：“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在社会经济残破的情况下，命运与皇帝始终相连的佞幸群体也不得不受到社会经济的制约。
因为皇帝如此节俭，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社会经济糟糕的情况下对身边宠幸的佞幸进行大量赏赐，失去皇帝这个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汉初时期的佞幸又怎么可能会有大量的财力来挥霍享受呢？
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发展生产，社会经济逐渐从残破开始好转，并且达到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社会经济好转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之前所提倡的节俭精神消失，从朝野到民间奢靡享受之风盛行，物欲横流。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室庐舆服僣于上，无限度。”人们争相夸耀自己的财富，统治阶级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
如武安侯田蚡“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统治阶级享受这样奢靡的生活需要大量的财富，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需要大量的财富，当时的人对于财富可谓痴迷不已。
太史公也认为巨富拥有极大的社会势力：“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
在物质财富的刺激下，很多人为牟取财富而不择手段，或侵吞公款，或贪污受贿。如汉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代贺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位······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有的官吏兼并土地，私营被视作末业的工商业。
有的官吏泄露国家经济情报与大商人坐地分赃。如汉武帝时，大臣张汤就曾与大商人势力勾结牟利。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为聚敛财富而违法乱纪之事也是多不胜数。社会经济的兴盛，奢侈之风气盛行，都为佞幸群体发展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如经济残破的情况下，皇帝无力对佞幸进行大量赏赐。
随着国家经济情况的改善，皇帝可赏赐佞幸的财富大大增加，节俭之心态也悄然改变。如汉文帝大量赏赐邓通钱财。
明代学者董份对此表示诧异：“文帝作一露台珍惜百金，而赏赐邓通不惜十钜万，亦异也。”
皇帝无节制的赏赐助长佞幸的财富势力，如汉元帝一次性赏赐石显一万万钱，汉成帝赏赐张放之钱则以千万数，汉哀帝对董贤的赏赐更是数以亿计，甚至连许多宫廷秘宝都送给董贤。
西汉中后期，统治阶级弥漫崇尚富贵，奢靡享受之风气。佞幸通过奉迎君主获得可观的物质财富，并在社会上挥霍无度，却也不会招致很大的反对。
因为统治阶级的整体风气如此。佞幸通过奉迎君主敛财，既不用承担违法乱纪的风险，还可以赢得君主青睐，助力自己的政治生涯，这是成本低、收益大的便捷之道。
这无疑对那些钻营取巧之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导致朝廷上下对皇帝的谄媚奉承之举与日俱增。
另一方面，追求财富的欲望也刺激佞幸逐渐加大干政力度。对追求富贵之人而言，拥有更高的政治地位自然会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
以陈平经历为例，他早年家境贫寒，娶一位接连死了五位丈夫的寡妇为妻，只因她娘家富裕。如此贫困潦倒的人生轨迹却因陈平在政治上的发迹而彻底改变。
当陈平身居丞相高位时，曾一次性送给陆贾“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
可见其人生境遇之变化。而西汉佞幸大多类似陈平一般家境普通乃至贫困，如李延年出身倡家，弘恭和石显本是宦官，邓通和董贤都是普通的郎官。
正因如此，他们反而对于财富更加渴望，在干政的过程中往往能够攫取更大的财富，支撑其在社会上奢靡无度的生活，这也是促进佞幸加强干政力度的经济原因。
对此，侯旭东先生指出佞幸“通过与皇帝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源与声望，其基础当然是皇帝独尊的地位与帝室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