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家商鞅，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挡人财路的性质极其恶劣，这话说得简直让百姓们同仇敌忾，商鞅也为此背了黑锅。那么这话当真是他本人所说吗？
商鞅在立下变法大功后，被秦孝公赐商於之地为食邑，人称“商君”，该言论正出自《商君书》。
后人对此书争议颇多褒贬不一，而且对作者也未能取得统一意见：
一、商君书是伪托商鞅之名所作。
二、确是商鞅本人所作。
三、是后人集结商鞅和其他法家思想，编撰的合集，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甚至不是同一时期成书。
个人认为第三种观点可能性较大，可以儒家发展史为类比。经过董仲舒、朱熹程颐、王阳明等人的持续增添强化，儒家思想与初创时期早已似是而非。
抛开争议不提，这个“弱民强国”到底对不对？
用在当初确为良策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大争之世，在秦孝公身后是一个贫弱残破的秦国，经常处于被山东六国合伙群殴的尴尬境地。即便是在秦国内部，也有甘龙为首的一批旧贵族占据权力核心，这就形成了国君和贵族分权的状况。
弱民之策，同样适用于弱化权贵阶层，为的就是两个字——集权，是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中。
对于民众，其用意是让他们挣扎于贫富之间，如果不许民富，民众就会丧失希望，不去努力奋斗；如果让民过富，一味享受安乐也会丢弃上升动力。这与“塑造中产阶层”的观点高度相似。
由此可见，商法并非将民“一弱到底”，弱得让百姓们吃不上饭，这是误判。商鞅变法后，秦国百姓初获温饱才是事实。
他认为只有将民众生活水平维持在不高不低的状态，才会激发民众对“奖励耕战”的兴趣。只有农民不断勤力耕种，战士奋勇作战，国家才会强大。
法家崇尚的是“性恶”说
战国时已经“礼崩乐坏”，单凭仁义道德维持秩序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商鞅认为：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
用白话表述，就是缺什么追求什么。人的欲望就是追名逐利，人的所有行为都建立在“好利”的基础之上。入仕则追求高官厚禄，务农则盼着良田万顷。
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如放任其野蛮生长，那么将会“农不思耕”，大伙都去追逐发大财的路子，田地没人种了，秦国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亦被架空。其二，那些集中了大量财富和权力的人，会进一步争夺名声地位、扩大权势，这对秦公成为潜在威胁。
因此商法弱民，就是为了监控和打压，将其约束在可控的框架之内。
这绝不是说包括商鞅在内的法家学说，要将民众弱到居无片瓦、衣不遮体。法家还是鼓励百姓们丰衣足食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治安稳定。法家认为，物质生活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当物质需求被充分满足时，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行仁义重道德。
法家先驱管仲就曾说道：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多么光辉的思想，知书达礼、道德荣辱都要建立在保证基本生存需要这个基础之上。
备受抨击的“弱民”律法
秦法严苛，被视为“暴秦”标志。就连清末民众那种麻木不仁无国家性的状态，也统统归咎于法家的严刑律法。
那么反问一句，雄汉盛唐民众蓬勃、将士奋勇，是因无法乎？律法是工具，如何使用、用到何种程度至关重要。
商鞅正处天下大乱，各国纷争的时期，厉行严法的约束效果远高于已经“崩塌”的仁义礼教，只有这样才能将秦国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故有“乱世用重典”之说。
法无万世不变之法，以没落清朝之法，跨越千年鞭笞秦时商法，或有牵强。
法既如此，弱民之术亦如此
沧海横流，早已天翻地覆，大争已变盛世。
秦时商法到如今不知换过多少茬，国家形态、道德标准、思维观念进化到完全不同的层次。再以商法生搬硬套固然是形而上学、贻笑大方，然以今时标准再去评判商法，亦是张冠李戴、漏洞百出。
如果商鞅有灵能知今朝状况，定会老脸一红：“昔日那套旧古董，大伙就别再惦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