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商鞅和申不害变法的差异，开始后文的阅读吧！韩国缺乏一种开明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在用人制度上，“贵亲”之风盛行，重要官职几乎都由公族掌控。韩国在用人制度上的保守，与它在晋国的经历有关。虽同出晋国，韩氏以公族的身份受到分封，而赵氏与魏氏并非晋的同姓，两家的强大源于晋无公族和对异姓的重用，这是晋国最终被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
韩国对公族的重用是借鉴晋国灭亡的历史经验的结果，韩国的君主企图以重用公族来避免江山易姓。然而，保守的用人制度本身就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韩国在战国之初也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效果远不及赵、魏。《韩非子·守法》载：“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法令的混乱，必然导致在使用过程中的随意性。
同时，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局面形成，到公元前362年韩昭侯继位之前，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韩国君位六次易手，共经历了七位君主的统治，君主的平均在位时间约为13年，君主更迭频繁无疑也会影响政令执行的连贯性。另外，这一阶段韩国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公族势力强大，君权一度受到极大牵制。君权受到限制，也是改革无法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韩哀侯被杀，是公室在试图推行削弱公族势力的过程中造成的悲剧。总之，用人制度闭塞、法令混乱、公室与公族矛盾尖锐，这一时期韩国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面对改革的差强人意，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对内进行新一轮的整顿。
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改革的结果却相差甚远。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秦吞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申不害改革不但没能使韩国的国力增强，反而步入衰退的渠道。
申不害与商鞅虽同属法家，但两人的思想重心不同，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法与术不同。法的对象是民，而术的对象是臣；法要君臣共守，术是君主独操；法应公开透明，术却隐藏君主心中。”
商鞅之法与申不害之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对象在范围上远远广于后者，确切的说，商鞅变法涉及的对象是包含国君在内的各个阶层，而申不害改革主要针对的是臣。秦、韩两国的君主推行改革的目的也不相同。当景监问：“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商鞅答道：“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耳。”可见，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的目的是要“富国强兵”，因此商鞅变法也是围绕这一目标设定和推行的。虽然国家的强大受益最多的还是君主，但商鞅变法并不是以一国一姓的王室为切入点。
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可知，申不害之所以被韩昭侯所用是因为其“术”，而申不害的“术”是以加强君权为核心的。依申不害善于察颜观色的个性来看，他是先窥得了韩昭侯所需，对症下药。申不害的“术”虽也有“因任而授官，循名责实”的内容，就其改革的核心来看，完全是以人主的利益为主导。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前期法家的批判》中指出的那样：商鞅的法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而申不害的主张完全是以人主为本位的。申不害这种完全以人主为本位的主张契合了韩昭侯企图以加强对官员的控制来强化君主权力的要求，所以经过改革，韩国在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形成的同时，却带来了国力的下降也就不难理解了。
就改革内容来说，商鞅变法与申不害改革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商鞅对社会基层进行严密的控制。商鞅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在用法上采用轻罪重刑原则。商鞅认为，实施轻罪重罚，人民就不敢去触犯法律，从而加强国家对下层社会人民的控制。第二，调动社会下层人民的积极性。在对社会下层人民进行严密监管的同时，又设置了军功爵和奖励耕织的政策。设立军功爵制，依照士兵在战场上杀敌的数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和政治上的权力，这大大增强了人民对战争的热情，秦国也由此练就了一支战斗力强大、有着“虎狼之师”称号的军队，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军事基础。
另外，商鞅还规定没有军功的贵族不再享受宗族的特权。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充分调动了社会下层群体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了晋升以及步入社会统治阶层的途径。另外，抑制商业发展、奖励耕织政策的实施鼓励了人民耕种的热情，粮食产量的提高和耕种面积的扩大，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余粮，保证战争无后顾之忧，从而也达到“富国”的目的。商鞅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调动社会下层对其改革的参与热情，找到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契合点，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对民众进行“利用”的同时，也为其打开了一条进入政治生活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