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秦国由于变法的成功与彻底，使其郡县制地方行政制度更为系统与完备，君主集权专制体制较其他六国更为完善，使秦国真正顺应了统一的历史需求，从根本上形成了超越其他六国的制度优势。
秦并六国之后，携一统天下之余威，在天下范围内将君主集权制度推向极致，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皇权专制体制。
秦国统一战争——列国君主集权制度的对决到了战国时期，经过相互吞灭兼并的战争之后，诸侯国家仅剩七国最为雄强，史称“战国七雄”。
战国时郡县制度也进一步发展，最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了郡县制的国家。
在秦之郡县体制中，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如柳宗元所说“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郡县制几乎是君主集权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促成了封建体系中政权分散格局的终结和国家政权的统一。
周代的封建制度从春秋时开始衰落，到战国时代可以说衰亡殆尽。王夫之称：“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这里所说的“变革”，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皆有体现，但是最显而易见、最为深刻的变革应该是政治上从“封建制”转变为“君主集权制”或者“郡县制”。
在各诸侯国层面，封建时代的分权的封建制度演变为中央君主集权制度。封建时代人身依附于封建贵族的封土农奴，演变为向地主和政府交纳田赋的自由农民，封建时代拥有封地的世袭贵族演变为由国家中央委派的地方官吏，封建时代禁止买卖的封建贵族私人所有的封地，演变为可以自由买卖的郡县土地。
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并传布中国文明。正是那个当初最落后的、被诸侯国家视若戎狄的、封建包袱较轻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而形成了成熟的、完备的、彻底的君主集权制度，塑造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实现对国民的绝对控制，推动秦国迅速兴盛强大起来，形成国力凌驾于六国之上的战略态势，并最终扫灭六国，一统天下。
周代封建体系的崩溃是其几百年自我运行的自然结果，当然不是秦国一国之力、十年之功所致，而秦国能在十年之内扫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更得益于列国已经建立的服务于战争的君主集权制度以及列国之间的相互吞灭。
秦并六国，是秦与六国君主集权制度之间一次次的生死对决，而六国作为天下六大区域的君主集权国家，实际上已经为秦国在天下范围内扫平了君主集权的制度障碍，秦国继承了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改革成果，也继承了六国吞灭他国的军事胜利果实。
他采用了“皇帝”这一中国古代至为神圣的词语作为自己的称号，以其“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之义，显示其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个人权威。“王”、“天子”已经不足以彰显其无可比拟的尊严。”
天下的土地与人民、资源和财富皆为皇帝一人独有，皇帝是行政事务的最高决策者，是全国所有军队的最高统帅，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军政系统的文官武将都必须遵从皇帝的个人意志，任何异议与违抗皆是对皇帝神圣尊严的侵犯。总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具有辖制一切的无限权威。
郡之下设县，郡的行政长官为“郡守”，县的行政长官为“县令”，都直接受命于国家中央，对国君即“皇帝”负责，他们不同于封建制度下分封在各自领地的贵族，他们仅仅是皇权在地方的代理人，凭借皇帝授予的代理资格治理该地的土地和人民。
九卿，即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大夫、少府，分别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国家权力最主要的三项职能，行政、军事、监察由三公分理，同时九卿各司其职，确立了皇权专制体制中三公九卿的基本框架，也奠定了中国此后皇权专制朝代中央官制的基本模式。
在郡县制度下，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仅仅是中央专制皇权的派出机构，“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性之封建，渐变而为官僚统治之政府。由此可见，在秦代皇权专制体制下，有效解决了封建制度下各级不统辖的弊端。
皇权的专制威权通过统一帝国的官僚体系完全贯穿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使得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的政令可以畅达全国各级臣民，从而以专制一统的方式对全国实施有效的管理与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