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由于秦国相比中原各大诸侯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要落后，加之其地处西陲，所以一向为中原各大诸侯国所轻视，蔑称其为“夷狄之邦”。
在秦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同样由于秦国在军事方面的落后，加之国力很弱，国土常常受到东方强国的侵占，外部生存环境险恶。（战国初期魏文侯以李悝为相，变法图强，魏氏迅速强盛；又拜吴起为将，侵吞秦河西之地，窥视关中。秦简公、秦惠公屡屡攻魏，意欲夺回西河之地，皆被吴起所败，吴起乘胜攻入关中，势如破竹，秦不能敌。公元前389年，秦惠公起兵50万与魏军决一死战，吴起在阴晋一战中，以五万之卒大败秦军，秦国此战大败亏输，再也无力抵抗三晋的攻势。）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秦国正式开始了变法图强之路。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变法距今天已过去2400多年，在这2400年间历朝历代的各种人物对变法有褒有贬、看法不一，但总体来说，都承认这场变法对当时秦国而言是成功的。
那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若是失败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一、若秦国的商鞅变法失败了，那秦国命运只能是亡国，那就不会有之后的“秦统一六国”，如此一来，中国历史的走向将会彻底改变。
因为当时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落后于东方诸侯，“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任何时期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战国初期最早崛起的是魏国，对秦威胁最大的也是魏国，虽然后来魏国在与齐国的战争中失败，并被其他诸侯趁火打劫，从此国力一落千丈，从战国初期诸侯霸主的宝座跌落。但“痩死的骆驼比马大”，魏国的国家实力仍不容小觑，并且此前一直所向无敌的“魏武卒”虽然在齐魏战争中元气大伤，但雄风仍再，仍不失为一支强兵劲旅。这样的魏国，只要让其稍加喘息，灭亡落后的秦国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楚国以及在齐魏战争中取胜而取代魏国霸主地位的齐国，后来都有灭亡秦的可能。
二、若秦国的商鞅变法失败，可能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就不会出现“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果没有这项政策，中国也许能从两千多年前到现在一直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由商鞅首创的“重农抑商”政策，由于其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后来中国国家的落后。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虽对当时秦国有利，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继续实行这项政策，“贱商”、“困商”、“辱商”。在历代封建王朝的重重压制下，商业发展极为缓慢，使国家经济发展减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延缓。
“重农抑商”政策，在客观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与商品经济的进步，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使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拉大，终于痛失了世界领先地位，导致了近代的被动挨打。
三、若商鞅变法失败，商鞅以“愚民”为手段的变法无法施展，后世历代王朝可能就不会继承这项政策，那样两千年来中国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也就不会被窒息，这样的话发生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的西方科学革命，有可能最早在中国开始并发展起来，那样的话中国可能成为人类最早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
商鞅变法涉及的面很广，在众多的变法条文中，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贯穿于变法的全过程，那就是：严刑峻法、强化君权、奖励耕战、以愚民众，最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在强化君权、富国强兵这种双重目的驱使下，秦国的变法指导者只有通过把老百姓驱赶到一条道上的强制性措施以积累财富的做法外，别无他途。但是人性的丰富性、多样性，总是要表现自己的。然而人性的这种多样性和对变法的不适应性又是和变法的最终目的不相容的。因此唯有“重典”才能保证法令的顺利执行。为此秦国实行了严刑峻法终于让新法在全国得以有效实施。这样一来，秦国整个社会的构成成分就非常简单了，只剩下三种类型的人，“循规蹈矩”的以“耕战”为务的“顺民”和行君命、食君禄的各级官吏以及高高在上的握有生杀大权的国君。
至于像当时活跃于中原各国的游侠、歌妓、说客、儒生、商贾、刺客等社会上最活跃的人员，在秦国也全部都绝迹了，因为这些人在商鞅看来是当时秦国社会上的“五蠹”，必须铲除。
老百姓如果变得十分听话时，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就没有了。
根据社会学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整体活力和创造力，与这个民族的人员层次构成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的人员层次构成越复杂，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创造能力就越强。反之，这个民族创造力就越差。而秦以后的历代封建朝也继承了秦的“愚民政策”，导致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整体缺乏活力与创造力，进一步限制了类似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在中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