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停滞
桓、灵二帝在位期间是东汉衰亡的关键时期。据史料记载，公元157年，桓帝在位时期，全国人口约为五千多万，但到了公元280年，西晋太康时期，人口约为一千六百多万。一百多年来，人口锐减三分之二。那么为何在此期间人口会出现骤降呢？
直观感觉应该是战争所致。确实，自灵帝即位以来，各地都出现了动乱，动乱造成割据，割据发展成战争，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汉桓帝画像
东汉王朝的统治权力是豪族与皇帝共同享有的。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朝廷认为土地兼并是必须加以制止和解决的问题；但是到了东汉，朝廷对土地的管理没有任何明晰的概念，也不认为土地兼并是一个问题。豪族的利益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必然不愿对现有土地进行再分配。因此，土地的兼并变得更加严重，财富也更加集中，从而对社会的流动产生了影响。
豪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和财富，并且将其传承给家族成员，外人根本无法参与。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所能掌握的权力和财富越来越少，而汉朝的人才选拔方式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
东汉时期全图
“累世经学”的兴起，表明地主、富人也开始对学术资源进行垄断。东汉的经学，这是一门需要老师传授，并经过多年的反复累积才能习得的学问。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才能靠着精通经学而出人头地。他们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长时间的专业培训，在学术上的造诣自然要超过普通人，而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走进官场，从而进一步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一小部分人占有了，这就不可避免地阻碍了社会流动，甚至将大部分人推向下层。生活越来越糟糕，挫折感和恐慌感也在不断增加。
朝廷在扭曲的体制下更加无法发挥作用。外戚和宦官之间的争权夺利，牵扯到了外朝，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朝廷里有资格有能力的官员突然减少了上千人，所以灵帝决定将官职卖掉，这样既能赚钱，又能弥补职位空缺。但是，靠着卖官获得职位的官员，素质可想而知。
十常侍作乱
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在宦官“养子袭爵”的新政策下，向外部扩散。宦官的养子不再被禁于宫中，而是在外朝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到了地方上就和大地主或者豪族发生了矛盾，两个势力之间的争斗，从中央向地方延伸，又从地方向中央蔓延。
农民变成流寇
经历了上百年的兼并之后，土地所有者和实际生产者的关系必然会变得更加疏远。生产者不能占有土地，也就不会产生对土地的强烈认同和依赖。随着自耕农人数的减少，大多数的生产者都变成了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人，也就没有必要在固定的土地上耕作。
张角画像
因此，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下层生产者必然会开始流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躲避动乱，可一旦逃离，就会有两个原因让他们永远都不会回来。
一是在新的地方找到了生存和生产的基础。在新的地方，他们仍然不是地主，只是佃农，但在原来的地方也一样。既然生产和生活条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再回去；二是很久没有找到新的地方居住和生产。为了生存，他们成为“流寇”，靠着武装和暴力，掠夺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维持生计。
黄巾起义形势
“流寇”四处骚扰、抢掠，迫使原来在这里定居并从事生产的农民不得不撤离，寻找其他的出路，这就产生了连锁效应，最典型的情况就是被抢劫的农民主动加入到“流寇”队伍中，共同进攻下一个目标。
黄巾军发展得如此之快，一方面是因为宗教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松动瓦解。黄巾军、五斗米道是在社会分崩离析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是最严重、最难处理的一种危机。在这种社会里，大多数人都没有上升的希望，这种社会必然是不健康的。
州牧的权力收不回来
黄巾之乱，最重要的就是“各地蜂起”。这对于经历了桓帝、灵帝时期大变革的东汉王朝而言，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党锢之祸，皇帝卖官，所以官员普遍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责任心。
如果只是一个地方动乱，还可以集中几个有能力的人来解决，说不定还有平定的可能。但突然间，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成为“流民”，然后成为“流寇”，而“流寇”的骚扰，又让“流民”越来越多。
黄巾起义
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朝廷难以应付。面对这样的局面，只能采取一个办法，那就是任命州牧，将大权交给地方州牧，以应付各地的危机。
州牧必须与当地豪族交好，或者州牧本身就是当地豪族，才能承担起维护稳定的重任。州牧要驱逐“流寇”，要阻止“流民”，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还要有从上到下都能调动的官僚机构。朝廷必须给州牧权力，让他们解决宦官养子、皇帝卖官等问题，也就是赋予州牧阻止中央政府干涉地方的权力。
袁绍画像
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豪族的自主性得到了极大提高，并以另外一种方式与朝廷共治。这次的共治，和东汉初期的大族共治不同，豪族并没有直接进入中央，而是把地区直接让当地豪族管理。
将权力下放到州牧，再想收回几乎是不可能的。授权仓促，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种新的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的关系。面对底层的混乱，朝廷无力应对，只能把大权交给有能力有资源的豪族，让他们来维持当地的稳定。
汉灵帝画像
地方力量的上升，也使中央政权结构发生了变化。宦官“养子袭爵”的开放，让宦官的力量从宫内向宫外扩散，地方州牧一旦掌握了大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宦官。汉灵帝末期，虽然宦官的数量依然很多，但力量却急剧下降。
其次，就是宫里的争权夺利。何皇后和董太后形成了两大阵营，明争暗斗。灵帝去世之后，何氏一党似乎占据了优势，将董太后从权利系统中剔除出去。何皇后与身为大将军的何进，虽然明面上都是外戚，但他们与东汉时期的外戚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何家并非什么大家族。何家之所以能坐上这个位置完全是因为何皇后，他们并没有强大的家族支持。
何进画像
何进以外戚的身份执掌大权后，就和外朝达成同盟，但现在的外朝已经变成了地方势力联盟，而不是以前的士族独占。袁绍家族是地方势力中最强大的，为了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很自然地向何进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以期将宦官的威胁彻底铲除。
但何进却碰到问题，他不是世家子弟，没有武装力量，只能借兵。何进向董卓借了兵。董卓的兵权在并州，是何进最有把握掌控的一支力量，所以他命令董卓将兵马调往洛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实力。
董卓画像
但是，何进接下来却是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他之所以迟疑，一方面是因为何家势力不大，忌惮宦官，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相信外朝。时间一长，宦官们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张让率领一队人马在何进进宫的时候将他杀掉。
听说何进被杀，袁绍为了保全自己的力量，立刻率兵进宫，与宦官硬碰硬。凭借强大的实力，干掉了两千多个宦官。袁绍出身大族，但洛阳的局势已经到了他也无能为力的地步，因为在洛阳附近，董卓早已蠢蠢欲动。
洛阳大流亡
董卓趁乱攻入洛阳，废掉少帝，改立献帝。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给了各大势力一个借口联合起来对付董卓。一个与董太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并州牧，竟然敢擅闯国都，擅自废帝，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董卓讨伐战
很快，各大势力就组成“关东军”，联合起来讨伐董卓。参加关东军的首领，大都是各州的州牧。有一人例外，此人是朝廷的校尉，虽然实力不强，但也以维护少帝为借口加入了关东军，这个人就是曹操。
曹操之父曹嵩，乃宦官曹腾养子，实质上是宦官势力向外扩展的表现。曹嵩继承了曹腾的爵位，曹操被举为孝廉，成了议郎，之后又升为骑都尉，率领大军与黄巾军作战。董卓占领洛阳后，他加入了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之乱，曹操站在宦官的立场与董卓作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有着不同背景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
曹操画像
各大势力想要联合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仅凭这一点，董卓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暂时远离洛阳，还用武力将献帝和整个朝廷都绑了过来，甚至将洛阳的大批百姓也带到了长安。
史书记载被迫向西迁移的人口高达二百多万，也许有些夸张，但很明显，这是董卓逼迫下的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自“黄巾之乱”以来，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开始是乡间的动乱，但董卓的暴行，让国都洛阳也陷入了混乱。
东汉末年割据形势
董卓之乱最可怕之处，就在于使洛阳解体，将大量洛阳人口变成流亡人口，进而引发未来几十年也无法安定下来的大流亡，而与大流亡同时出现的，必然是大劫掠。
大批的流民，在所过之处大肆掠夺。以前，州牧和豪族的统治目的都是为了防止骚扰，让生产和生活得到保障。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混乱地区，免得被战乱波及。但随着流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州牧和豪族根本无法保住自己的地盘。
三国鼎立图
州牧和豪族也只能由被动转为主动，一旦有了雄厚的财力和军事基础，就会首先扩大自己的力量，然后领着大军去其他地区“就食”。原本保卫当地的军队，也都参与到了抢劫的行动中，这使得抢劫变得更加激烈，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了军队之间的冲突，使人口急剧下降。
奉天子真的能令不臣？
董卓把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没多久，就被王允和吕布联手杀了。董卓死后，李傕、郭汜统领大军，王允也被二人所杀，长安大乱。在一片混乱之中，皇帝和一帮官员被迫逃亡。
郭汜画像
上一次，他们从洛阳前往长安，是由董卓的亲兵护送，但这一次却没有任何的侍卫，也没有任何可以招待的地方，反而要时刻提心吊胆，皇帝的威严和地位都跌到了谷底。从洛阳迁到长安，再到皇帝带着官员逃回洛阳，导致了中央政府的崩溃。
董卓之乱后，袁绍占据了北方，曹操在袁绍以南，袁术在曹操以西，这三个人的势力范围都在洛阳附近。此外，荆州有刘表，东南有孙策，益州有刘璋，西北有马腾和韩遂。主力都在中原周边，中原残破，无法再保持正规的军力。此时刘备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力量，各区域的势力显然不只有三个。
刘表画像
由此可以看出，三国并非单纯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被构建的历史观念。汉末群雄并起，各有各的势力，把这种情况称为三国，既容易理解，也能凸显出三国之间的矛盾。于是，三国这个概念就形成了。
献帝原本打算去投靠袁绍，却被袁绍拒绝了。各方势力都吸取了董卓的教训，立献帝没带来好处，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当时的情况是各大势力各自占据一块地盘，然后努力扩大自己的地盘，最多也就是和附近的势力有一些摩擦。可是，如果迎来皇帝，岂不是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其他势力的头号敌人。
马腾画像
献帝无依无靠，只能返回残破的洛阳。后来曹操把他带到了许都，后人分析曹操崛起的原因，认为“奉天子以令不臣”是重要的战略。不过，从董卓的先例和袁绍的抉择来看，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
难道皇帝真有这么大的价值？有他就能号令天下？这位皇帝在九岁的时候被董卓拥立为帝，后来又被董卓带到了长安，三年之后董卓遇刺身亡，长安因为李傕与郭汜陷入了内战，献帝逃离，历经千辛万苦，历时一年终于重返洛阳。没有权利，没有靠山，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只有一个头衔，有了他又能如何？
孙策画像
朝廷的根基已经彻底崩溃，官僚体系也被打乱了，皇帝还怎么指挥？如果皇上能够统领各地，也不至于花一年的时间才从长安回到洛阳。
献帝的意志，从来都不是他自己的。上一次，董卓“挟天子”，先是废了少帝，然后还把他杀了。董卓一死，李傕、郭汜就“挟天子”，他们有没有尝到甜头？没有，就在他们“挟天子”的那段时间，各大势力都把董卓、李傕、郭汜这三个“挟天子”的人视为头号敌人，所以才会联手对付他们。
汉献帝画像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理论，是一种表现曹操奸诈个性的戏剧要素，说这个措施给曹操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是经不住推敲的。
皇帝的声望已经跌到谷底，单凭迎献帝去许都，就可以把许都变成政治中心，让所有势力都归顺，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既然没有人愿意接受献帝，那么曹操又怎么会愿意呢？袁绍不想干的事情，曹操就干了。更有可能的推断是：曹操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皇帝的出现才大涨，而是曹操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的前提下，才敢迎来皇帝。
屯田制才是关键因素
曹操脱颖而出的原因是屯田制。他知道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汉末之乱，就必须解决人与土地的问题。没有土地这个纽带，流民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解决。曹操就是要重新构建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屯田制示意图
屯田就是要改变军队的供给方式。军队很可能会成为有组织的掠夺者，通过战争和掠夺来养活自己。曹操则是将这一模式转变为以军队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把一部分未参与战争的士兵转变为农民，逐步形成兵、农结合的格局，为军队奠定了经济基础。
曹操还另外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召集周围的地主，让他们把自己的生产者都拉到这里来。地主在当地经营了很久，有佃户、下属，在战争中也有流离失所的危险，曹操就把他们招揽了过来。地主来了以后，还能保留原来的组织，在军队的势力范围之内取得大量的土地，地主重操旧业，恢复农业生产。土地会得到军队的保护，其中的一部分产出要上交，以此换取安全保障。
三国时期的青州、徐州
曹操统治的青州和徐州，原本是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的地方，若不想办法恢复农业，就会落后于其他地方，更别说与其它势力抗衡了。曹操的高明之处，就是他看到了这一现实，利用屯田、保护地主，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农业生产基地。
在这一进程中，新的关系出现了。汉末动乱使得原有的宗族制度支离破碎，部曲与佃客是一种新的稳定关系，取代了宗族制度。
三国时期全图
部曲与佃客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有军事身份。佃客参加农业生产，从事集体劳动以获得安全和温饱；而部曲还是军人，平日里参加劳作，一旦有了战争，就会全副武装跟随军队征战。这两种组织形式，既为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提供了稳定的生存条件。
开头说到从汉到晋，中国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些人中有大部分是因为战乱、饥荒和瘟疫而死，但也有一部分并没有死，只是没有被朝廷统计。他们从国家的编户，变成了豪族的私民，是豪族的部曲、佃客，不给朝廷缴税，也不给朝廷做苦力。
曹操雕像
曹操奸雄的形象、狡诈的性格太过突出，人们常常会忽视他的独到见解。他不是仅靠狡诈和权谋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他对人和土地的关系进行了改革。正是因为这样，曹操统治的区域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才能具备足够的实力将皇帝拉拢到自己的身边，实现真正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后来的三国鼎立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