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德琏,今河南项城人,汉末建安时代的文学家,在建安七子中年纪偏小的一位。虽然早有才名,怎奈不幸英年早逝,作品稀少又多是佚文,因此后世对其的评价一直不高。
生平经历
应玚出身于汝南的一户书香门第,祖父应奉是当时著名的儒者,著有众多影响不凡的文章,父亲应珣也因其出色的才学,最后官至司空掾。在耳濡目染之下,应玚受到家庭影响变得极具文采,在当时被称作汝南才子。
只可惜当时正值乱世,应玚为了活下去只好四处漂泊,胸中虽藏有大志却难酬壮志。经历了许久的飘零生活之后才来到邺下,这时应玚同曹丕和曹植相识,几人之间互相为对方的才学折服,时常聚在一起饮酒高歌、吟诗作赋。
曹操在听闻应玚的才名后,就任命其为丞相,在不久之后,又随曹丕担任了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不料天降横祸,就在应玚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公元217年丁酉大疫爆发,应玚也逝于这场瘟疫之中。
建安七子中仅剩的五位全都被这场瘟疫夺去了生命,曹丕在后来追忆昔日好友之时,提及当时应玚说他正准备著书,其才学绝对能使之成为传世之作,怎料美志不遂,实在令人痛惜。
赋作研究
对应的研究虽然从建安时代起几乎一直没有停过,但直到如今依旧有些不足,尤其是其赋作方面,大多在研究应玚的诗文时候被一笔带过。
要知道应玚的赋作在建安七子当中,存世数量能比他多的只有王粲,应流传下来的赋作可分为三类:咏物赋、情志赋和行猎赋,而的咏物赋又可分为两类。
一是“专在物”,即以咏物为主,例如应的《迷迭赋》,从迷迭香的栽种,到花开时那种特有的酷烈香味,全赋对这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令人在读赋之时,仿佛能看到迷迭香的生长过程,花开时如嗅其味。就好像游戏一样,曹丕、曹植以及王粲、陈琳,他们也同样以迷迭香为题材作赋称颂。
二是“借物抒情”,也就是托物咏怀的赋作,那个时代大多人都饱受战乱带来的苦难,这些全都化为了他们的创作素材。
《愁霖赋》可以作为这一方面的代表,在此赋中借雷声、云雨和身旁传来的叹息,来体现自己在雨夜难以入睡的惆怅。
在情志赋中,以“情”、“志”分成两类,即男女情愫和作者志趣,在言情赋中应有《正情赋》,极度细腻的抒写出自己对神女的爱慕之情,以及最后人神有别的那份痛苦。
志趣赋里应玚只有《慜骥赋》,赋中应借世人不识良骥,以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迫切希望能有一位伯乐来发现自己的才华,愿尽自己心力报答知遇之恩。
应玚的赋作总体来说,对于题材的开拓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可以说应玚赋作初步诗化的句式,对后世以诗为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之论
应玚有一篇散文叫《文质论》,而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也有一篇同名散文,但是两人观点侧重却不尽相同,应玚重文轻质,阮瑀重质轻文,说两者完全不同也不无不可。
在当时文质是用来形容人物的词汇,文指文采,质就是质朴,两者合一大致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最早出于孔子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认为文与质之间相辅相成,后世之人就对这一观点进行不断的论述,墨子认为应当“先质而后文”,韩非子认为“文为质饰者也”重质轻文。
而到了建安时代,应玚和阮瑀都认为文与质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双方侧重点却相反。阮瑀以器物作为比喻,认为易碎,内质才是最为重要的;而应玚则认为质者不足、文者有余,非常显然的侧重于文。
两人的《文质论》都是从治国和人物的角度上进行分析的,引用各种古代典故论证自己的观点,文与质孰轻孰重已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二者也可以用今天文章的修辞形式,以及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来形容,平凡的字句难以体现文章思想,也不能用过于浮华的字句遮掩文章思想。
两人看似一个重文一个重质,实则都离不开另一种的支撑,文与质不可偏废,最终始终是提醒世人要注意个人修养和礼乐教化的思想观点。
从应的诸多作品当中,能看到其中大多以反映现实为主,无论是汉末社会的黑暗、人民遭受的苦难,还是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地,都能从应玚作品中进行了解。
参考文献:
《应赋作略论》
《关于应的文质论》
《阮瑀、应玚的文质论及创作异同》
-作者-
百川,愿作一介撰史人,笔尽中华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