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这一年，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势力之间的军事行动可谓是让人眼花缭乱。
当年三月到十一月，曹操亲征汉中，张鲁先逃后降，曹操据有汉中。
当年九月，还有“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曹操“於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又名义上占据了益州东北部的巴郡。
这相当于曹操遏住了益州势力北出的道路，且已经占据了益州的州郡，随时可以威胁或直接进攻益州。
虽然后来曹操没有听从司马懿、刘烨等谋臣的建议，继续向益州腹地进攻，只留下夏侯渊、张郃、徐晃等守卫汉中，自己撤了，但对益州刘备势力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而同时期，刚刚占据益州没几个月的刘备在干嘛呢？他亲率五万大军跑到荆州支援关羽去了。
因为孙权找占据了益州的刘备讨要南郡，被其拒绝，孙权一气之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于是，“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准备跟孙权开战。
恰恰这时刘备获知曹操已经占了汉中，吓得赶紧跟孙权签订和平协议，双方进行了“湘水划界”，刘备率大军回到成都，准备应对曹操一方可能的威胁。
在回成都的路上，“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於瓦口，破郃等”，刘备夺回巴郡，把曹军势力全部赶回了汉中。
而孙权在和刘备这边签订了协议，解除了荆州方向的威胁后，于当年八月就亲征合肥，然后经历了“逍遥津之战”的大败。
孙权虽然在合肥打了败仗，但他早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就攻破皖城，控制了江淮南部，随时能卷土重来，对东线曹军的威胁依旧存在。
这或许也是曹操没有继续深入益州，而转头撤退的原因之一，因为曹操回去稍作休整后，就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十月出兵征讨孙权。
大篇幅谈建安二十年时三方的军事动向，主要因为这是曹、刘之间打响汉中之战及曹操在汉中失败的前奏。
曹操占据汉中后没有继续给刘备压力，刘备赶紧在荆州方向跟孙权妥协，孙权在东线给曹操压力，让刘备有时间布局，都关系到后来汉中之战的成败。
东线曹操和孙权准备大战，西线这边，缓了一口气的刘备就开始了积极争夺汉中的战争准备。
此时的刘备占据益州的时间不长，理论上应该先休养生息，但汉中太重要，是进出益州的门户，不可能一直让曹操一方占据着。
和曹操争夺汉中的战争必将是举国之战，需要动用刘备麾下几乎全部的军力、财力、民力等，这需要势力范围内绝大部分阶层的支持。
刘备麾下的元老派和荆州派自然毫无问题，刘备指向哪，他们就会跟着打到哪。
原益州上层势力中的东洲派（以从益州东边州郡流入的士人形成利益集团而得名）也没什么问题，对于益州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外来者，刘备夺益州，东洲派功不可没。
也是东洲派中的法正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式向刘备诉说厉害，提出了夺取汉中的建议，“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
但刘备既然以益州为根基，就不能忽视益州人的想法，要想以举国之力对抗曹操夺占汉中，益州人自然也要出力、出钱、出人。
益州人，或者说关键是掌控着本土大部分资源的益州士人的态度，对于刘备的支持至关重要，而刘备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这里面其实还有赵云的一份功劳。
刘备刚刚夺占益州时，“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这些田产房屋从哪来？自然是要占当地士人和百姓的。
是赵云力劝刘备不要这么干，他提醒刘备“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
赵云的这个举动帮助刘备收获了相当一部分士心和民心，没有让刘备成为益州人痛恨的侵略者。
加上刘备积极任用益州士人、豪族，如严颜这样到死都不愿为刘备效力的人也不予以加害，渐渐也就收服了益州的士心、民心。
益州士人既然初步认可了刘备，对于刘备掌控下的益州的安全自然也就上心了。
早前刘备在荆州跟孙权对峙并得到曹操占据汉中的消息后，黄权就赶紧提醒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
而在刘备在汉中跟曹军对峙，力有不逮并急需后方支援兵马、钱粮时，也得到了益州士人的大力支持。
当时刘备写信给诸葛亮，要求诸葛亮凑集兵马钱粮支援，诸葛亮本人自然是坚决支持，但兵马钱粮却不是他想支持就能变出来的，还需要益州士人和百姓愿意才行，不能强征。
于是，诸葛亮拿着刘备的信去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杨洪，是益州士人中的代表人物。
杨洪在历史上的名气虽然不如黄权、樵周等人响亮，但这个人是个能摆平益州各方面势力的大能。
在《三国志》中关于他的介绍中，说他“刘璋时历部诸郡”，他在益州辖下的很多州郡内任过官。
一般来说，这样的人要么就是讨人嫌，在哪都干不好，只能到处迁徙为官，要么就是某种能力极强，能和各地势力和谐的打交道，哪里有麻烦就派他去哪里摆平。
史书没有记载杨洪是讨人嫌的那种人，那他大概率就是后者，否则，诸葛亮也不会拿到刘备的信后，谁也不找就找他。
显然，杨洪能有说服大多数益州士人支持刘备的能力和方法，他本人的表态至关重要。
杨洪也没让诸葛亮失望，直接表态蜀中要上下一心参战：“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杨洪的表态意味着益州本土势力也要全部动起来，开始全力支援在汉中前线的刘备，“男子当战，女子当运”，这才是真正的举国动员。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汉中之战结束，曹操撤军，刘备在益州各方势力的全力支持下获得了胜利。
刘备最后能打赢汉中之战，不是因为军力强过曹操，实际上把曹操耗到主动放弃汉中争夺战的，而要做到这一点，益州本土势力的支持才是重中之重。
要说当时益州士人对刘备已经完全归心也不太可能，毕竟时日尚短，他们全力支持刘备，大概还是不希望再次遭遇战乱。
益州本土势力自古以来就显得比较保守，只愿躲在益州享清福，益州又有成都平原可依靠，不缺少粮食，把大门一关，要多悠闲有多悠闲。
刘备夺占益州时，益州人已经经历过一次战乱，他们估计不想再次经历，和刘备相处一、两年后，觉得刘备还行，要是换了曹操，还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秉性，万一是个残暴的人就麻烦了。
所以，益州士人虽然后来不是怎么支持蜀汉集团北伐打出去，但对于保卫益州本土还是很上心的。
杨洪也说如果汉中丢了，就是“此家门之祸也”，刘备要关上这扇大门，他们是甘心情愿出力。
后世宋朝仁宗时期，有个经常科举落第的老秀才一气之下作的那首反诗中描述的“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其实就是古代益州人的真实心情反应。
不想再次经历战祸，希望躲在益州好好过小日子，大概是益州士人在感激刘备的怀柔政策外，还全力支持刘备争夺汉中的主要原因了。
刘备当然因此获利，他想夺占汉中，对益州人来说还是守卫家园，等到蜀汉要攻出去时，益州士人就不那么好说话了。
刘备要征讨东吴时，秦泌出来反对，诸葛亮及其接班人们要北伐，樵周这样的蜀中大佬也反对，邓艾打到成都城下时，樵周力劝刘禅投降，到那会，他们可没“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心态。
参考文献：《三国志》《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