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口很难实现持续增长，战争就是人口的最大杀手。但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战国持续近200年，但中原人口仍处于缓慢增长中；而东汉末年，却号称十不存一、白骨遍野，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东汉末年是战乱，而战国只是战争年代，并不是战乱时代，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战国，是稳定、成熟国家之间的长期博弈
战国之所以给我们造成“惨烈”的印象，是因为史书中动不动就有斩首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恐怖数字。但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两个原因：
其一，为了鼓励军人作战、提高战斗力，除了采取完善军功爵制的秦国，其他各国也普遍将杀敌数与金钱奖励、爵位提升挂钩（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战场上的将士们一个个仿佛打了鸡血，为了获胜后可以收割敌人的首级而奋不顾身；
其二，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各国的争斗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削弱蚕食对方、壮大自己。因此，在战场上尽最大可能消灭对方的战斗人员就成了常见操作。
所以那时的战争很少有击溃一说，也没有抓捕俘虏的习惯，要么胜，割对方的头；要么败，被对方砍头。
但除此之外，各国军队并不会杀戮敌国的老百姓，甚至连号称虎狼之师的秦国，在战后按规矩会把获得的首级公示三天，就是为了避免杀良冒功、杀战友冒功。
这并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各国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最终拼的是综合国力；而在农耕时代，人口则毫无疑问是关乎到国力的最重要资源。因此，秦国在攻城略地后，会立即在当地设立郡县、维持秩序，迅速将掠夺来的国土转化成生产力，从而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当赵国派廉颇接收上党百姓入赵时，秦国丝毫不顾师老军疲，愤怒的猛攻赵国长平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在商鞅变法后，为了开发关中广袤的荒地，秦国还以免税、提供房子和工具等为诱饵，重点吸引人口密集的三晋百姓入秦。
因此，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有关战争杀伤的记录，基本只限于军人的损失。甚至遭受长平之惨败的赵国，一战损失了超过1/10的人口，但仍能够续命数十年，就在于其国内的人口基础未被击垮。
而东汉末年的战乱，死在战场上的人口只是很少比例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是曹操《蒿里行》对东汉末年社会惨状的描绘，按照他的说法，当时的人口仅为东汉和平时期的1/100。
但我们在史料中看到的数据并没有这么惨，比如规模浩大的赤壁之战，双方参战人员实际上只有25万左右，战后还有很多当了俘虏，并没有战国时大规模不留活口的砍头现象。
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时大部分的人不是死在战场上。
所谓战乱，一是战、二是乱，后者甚至更为恐怖。在当时汉政权失序、各军阀以武力较高下的时代，强者横行，失去了最基本保护的普通老百姓可谓命如蝼蚁，成为最直接的牺牲品。造成这一惨状的，主要源于战乱时粮食与人口的矛盾性：
首先，在战乱时期，各军阀必须尽力抢夺两项重要资源：一是人口，二是粮食。
但是，在初期混战之际，兵荒马乱、盗贼横行，社会失去了正常生产的客观条件；加上一城一地的易手就在须臾之间，有些军阀甚至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难有长期经营、促进生产的客观条件，粮食就会变得很稀缺；
因此，军阀们普遍会大肆收刮粮食，原因很现实：手上有粮，才会有兵源投靠。
而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粮食被抢走；身强力壮的，可以去参军混口饭吃，而老弱病残，只能沦落到“易子而食”、直至饿死的境地。
而当一个强势的军阀手上有足够的粮食，并且地盘够大、可以维持正常生产时，他可能会接收老百姓，毕竟地打造根据地；但当资源撑不起更多嘴巴时，他不仅不会接收，甚至会进行大屠杀，其目的很简单：既能省粮食，又可不让这些人口资源落入敌人之手。
比如上面悲天悯人的曹丞相就干过这种事：公元193年，曹操在击败陶谦后，将当初从长安、洛阳一线投奔徐州的数十万百姓屠杀殆尽（《资治通鉴·卷第六十》）：
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水为不流。
公元198年，在占领彭城后，曹操更是大肆屠城。
因此，那些被后世视为“诸侯”的所谓豪杰们，出于军事及经济目的采取的暴行，正是人口锐减的罪魁祸首。
同时，战争往往伴随着瘟疫，由于大量死尸得不到及时掩埋，细菌滋生，本就处于饥饿中的老百姓毫无抵抗力，只能成群的死去；此外，古时自然灾害频发，战乱时期失去了政府的有效赈济，更容易造成民众死亡。
像上述局面，在东汉末年各路诸侯混战时屡见不鲜，直到北方统一、三国鼎立后，各方所占疆域相对稳定，正常的生产秩序得以恢复，各国人口才得以触底反弹。
这就是人类为什么时常高呼“远离战争、珍爱和平”的原因。战争中，最受伤害的永远是老百姓；若喜爱三国，玩玩相关游戏就行了，千万别想着穿越；否则，若穿越成平头老百姓，可能活不过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