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是鲁迅对《史记》的至高评价，也有人说：“中华上下5000年，有一半的历史都是司马迁的。”
千年以来，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不论是在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而“太史公”当年为了完成此书，可谓是吃尽了苦头，也受尽了屈辱。
公元前110年，春。
这一年的春天很有意义，因为中断了上千年的泰山封禅大典，将在这个春天重新举办。
汉武帝刘彻，带着贵族官员、方士宦官，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一路向东，他们将要登临泰山之巅，为天下祈福，为自己求得长生，大家都激动万分。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叫司马谈的老人。他在去泰山的半路上得了重病，此刻正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司马谈是本朝太史公，深得汉武帝信任。
他自感时日无多，把儿子司马迁叫来床边，含着热泪说：“以后，一定是由你继续担任太史公，你定要努力完成《史记》的著述，以此光耀祖上呐！”
司马谈接着说：
“从孔子当年写完《春秋》，到今天已有四百多年了。在这期间，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吞并，史书皆被丢弃断绝。
如今，天下统一，安定和谐，但那四百年来的明主贤君、忠臣良将，还有那些为道义而死的人，我身为太史公，却未能将其记载下来，断绝了历史之传承，这是我莫大的愧疚与遗憾呐！你一定要切记啊！”
此时的司马迁早已泪流成河，他紧紧攥住父亲的手，说：“父亲请放心，儿子一定将详细记载和论述先人整理的史料，不敢有丝毫的缺失！”
在父亲去世之后，司马迁果然接替了太史公的职位。
然而，正当《史记》的撰写一切顺利时，公元前99年发生的一件事，竟让他遭遇了灾难。
彼时，汉武帝集结军队，准备征讨匈奴，任命其爱妃之兄李广利挂帅，并让李陵统率辎重部队，担任李广利的后军。
李陵年轻气盛，不甘于只当后备队，他认为自己能征善战，因此愿意单独领军，分散敌方兵力。
汉武帝欣赏其胆魄，便给了他5000步兵。
起初，李陵的战况顺利，捷报频传。李陵的部队虽被匈奴三万骑兵包围，但他的确勇武过人，带领手下击杀上千人。
可没过多久，形势急转直下，单于又调集八万骑兵，前来增援。
一时间，李陵陷入了匈奴主力的围困之中，而汉军的援军却迟迟未到，眼见粮草补给又不够了，李陵只好边战边撤，最终，5000步兵只有400人逃回，李陵本人更是下马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朝中，满朝哗然，龙颜大怒，众人皆唾骂其叛国之行径。
正在气头上的汉武帝见司马迁默不做声、若有所思，便问他如何看待此事。
司马迁回答说：“我了解李陵这个人。于家，他行孝道；于外，他尊重士人，体恤士兵；于国，更是一心报国。他仅领五千步兵，却杀匈奴上万骑兵。臣以为，其功过，足以相抵。皇上息怒，李陵被俘，实属无奈之举，他定将择机归来，以报朝廷。”
紧接着，司马迁又补充道：“况且，此次失利，他人亦有责。”
此话言下之意，就是在指责李广利等人。
显然，司马迁站在了更客观的局外人角度来分析此事，但身为一国之主的汉武帝则不同了，战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他的尊严、脸面是否受损。
所以，当此刻战败的消息传来，汉武帝和大臣们的心情自然一落千丈。前后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人很难冷静下来，再加上几天前还神勇无比的李陵，现在竟做了那匈奴人的将军，这对汉武帝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司马迁的话确实有理，他本人遇事冷静的品质也值得佩服，只是，他太过于冷静了，这份冷静不夹杂一丝对皇帝、大臣的感同身受，而令他更想不到的是，这份冷静，即将改变他的一生。
前面提过，李广利将军是汉武帝爱妃之兄，所以一向独裁专断的汉武帝在听到司马迁的话后，更生气了——这司马迁不仅跟他较劲，竟然还把责任推到了他的大舅子身上。
随后，他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除了汉武帝与司马迁在思想上不合，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东汉卫宏的《汉书旧仪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唐朝张守节的《太史公自序正义》中，都指出——司马迁曾经举荐过李陵。
但以上这些事情，都是在为接下来的灭顶之灾做铺垫。
公元前97年，在李陵投降一年多之后，汉军又一次大规模进攻匈奴，汉武帝告诉参战的公孙敖，让他趁机接李陵回来，结果公孙敖与匈奴交战不利，只得撤回。
公孙敖回来后，对汉武帝说：“我们抓住的敌方俘虏说，李陵教匈奴人兵法，来防御汉军，所以我们没打赢，只好回来了。”
汉武帝听后，暴怒，立刻下令对李陵家处以族刑，李陵的妻子、儿女、兄弟、母亲，全部被诛杀。
当然，汉武帝也一定不会忘记一年前，那个不仅力荐李陵，还要极力为其辩护的人——司马迁。而他当初说的那些话，如今已成欺君之言。
最后，司马迁被判处“诬罔罪”，“诬罔”即欺骗的意思，这个罪名在汉代的起刑点就是死刑。
不过，除非是重大案件的罪犯，或者皇帝真想让他死，一般的“诬罔罪”在行刑之前，可以花钱免死，或者接受宫刑，也就是所谓的“减一等”。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记录下了这件事情，他说：因为自己家境贫寒，所以没有钱自赎，朋友和同事也没有一个愿意帮忙的，他们都怕因此得罪皇上。但为了写《史记》，只好选择了宫刑。
其实，司马迁这起悲剧，李广利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他是汉武帝的大舅子，所以李广利要是添油加醋，汉武帝是会听进去的。
在司马迁坐牢的时候，李广利就买通了吏官，让他们对司马迁的审讯怎么狠就怎么来。
那么，为何李广利要对司马迁这么狠呢？
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当时司马迁说的那句“他人亦有责”，这是在旁敲侧击地指责李广利指挥不当，以至于李陵投降，李广利因此对司马迁怀恨在心，这也能理解。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女人。
本来，李陵有一表妹，结果李广利看上这姑娘了，想纳为小妾，但人家姑娘拒绝。
李陵就让表妹躲到司马家的府上，结果表妹渐渐喜欢上了司马迁，最后两人还真就结为了夫妻。
所以，李广利很可能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再联想到司马迁最后受宫刑的下场，不由得让人细思极恐、背后发凉。
对于司马迁宫刑这件事，后世常倾向于简略化，比如《汉书》中写的是：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之后，立刻就被判了宫刑。
但我们回看整件事，这种表达是不准确的，容易夸大司马迁的“冤”和汉武帝的“暴”。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可概括为：
（1）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大怒，将其关入大牢
（2） 公孙敖说李陵在帮匈奴练兵→汉武帝下令抄斩李陵家族，定司马迁死刑
（3） 司马迁没有钱赎罪，但为了写史记不能死→选择宫刑
所以，《汉书》的说法显然漏了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同时也是司马迁宫刑的直接导火索——公孙敖告诉汉武帝，李陵在帮匈奴人练兵。
那么，公孙敖所说的事，究竟是真是假？还是他纯粹在为自己的战败找借口呢？
我们来看同样出自《汉书.李陵传》的记载：
“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
短短两句话，信息量很大：
（1）后来，汉朝使者有机会去到匈奴那边，见到了李陵，才把事情搞清楚了。在李陵投降的同一时期，确实有一个人，在给匈奴单于出谋划策，这个人叫李绪。
（2）李绪的字，叫少卿，要命的是，李陵的字，也叫少卿，所以当匈奴被俘的士兵告诉公孙敖“有一个叫李少卿的人，在教他们练兵”，公孙敖便以为他们说的是李陵。
而证实了李陵真的投降，那么对朝廷来说，剩下的就是司法问题了，这才发生了司马迁宫刑的悲剧。
（3）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原因就在于“乃李绪，非我也”显然是李陵自己回答的，并不是他人在讲述事情的真相，因此有人就认为——降将之言不可信。
综上，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说明公孙敖并非胡编乱造，而是当时确实有人告诉他“李少卿”在练兵。
那么，这便衍生出第二个问题——李陵说的又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们先看看李陵在匈奴过得如何：
（1）在“灭族”与“宫刑”这两件事发生以后，匈奴单于把女儿嫁给了李陵，封他做右校王。
（2）公元前90年，在李陵投降匈奴的九年之后，汉武帝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匈奴，李陵率军参与了对汉军的围攻。
（3）李陵在匈奴一共生活25年，他在这个时间段的历史记录，大多与一个人有关——苏武，没错，正是那个宁可“牧羊”19年也不投降的苏武。
后来，苏武获释归汉。临行前，已经五十岁的李陵，流着泪和苏武告别。
他对苏武说：“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如果国家当年能暂时赦免我的罪过，保全我的母亲和妻儿，我是有可能将功赎罪的，可是后来全家被诛杀，我对汉朝也就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如今说什么也晚了。”
而作为李陵的老同事和老朋友，霍光曾派人出使匈奴，想接李陵回来。面对汉使，李陵摸着自己那已经梳理成匈奴人样式的头发，漠然地说：“吾已胡服矣。”
这句话是史书关于李陵最后的记录。
所以，在发生“灭族”和“宫刑”事件之前，李陵的内心，究竟是真降还是假降呢？是否确实是因为发生家族悲剧后，李陵才决定真降的？
故事的答案，也只藏在李陵本人的心里了，只是可惜了那司马迁，终究成了时代的悲剧和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