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君侧”这一可怕的上层政治斗争专用名词典出于汉景帝错斩晁错。对于晁错这个人如何评价，历来分歧很大，司马迁认为晁错“欲报私仇，反以亡躯”；班固却认为“错虽不终，世哀其忠”；苏轼的评价是:“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己欲求其名，安将逃其患？”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认为晁错“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
晁错崇尚法家的学说，很有才华，文章也写得好，因此得到汉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子的老师和管家，在辅佐太子期间，他先后写了《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疏》等三十篇治国安邦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都能切中时弊，对症下药，对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国力很有现实意义。
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任晁错为内史，凡是晁错的意见，景帝都言听计从，宠幸超过九卿，因此引起朝中权贵的嫉恨。当时另一权臣袁盎就与他水火不容，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晁错在。袁盎就佛然离去；晁错也一样，只要袁在场，他就走。两人同朝共事，从未在一起说过话。
后来汉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他向景帝上疏《削藩策》，建议凡有过错的诸侯，都要削去其下属的郡县收归中央。当时刘邦所分封的同性子弟都已长大成人，权势越来越大。由于他们有大块儿封地，还有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的权利，一个个都成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汉兴以来，无论是对异姓诸侯王，还是同姓王，在朝廷内有一共识:强大的诸侯王必然要反，最强的，最先反，次强的，最后也要反。事实也确实如此。鉴于此，晁错提出把诸侯王的地盘、经济权和政治权收归中央，这就是《削藩策》的主导思想。结果此论一出，朝野大哗，外戚窦婴在大殿上与晁错展开激烈的争论，且因此而结怨。晁错在朝中又多了一个劲敌。
依据《削藩策》的思路，晁错更改了30条法令，于是引起许多权臣和诸侯的强烈反对。晁错的父亲闻知此事，特地从老家颖川跑来对儿子说:“皇上才继位，你为政用事，侵削诸侯，你这是在离间皇家骨肉，弄得人人都骂你、恨你，这何苦呢？”晁错说:“不这样做，天子不尊，国家不安。”他父亲说:“可是这样做刘氏安定了，晁氏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这位老人一回到家中就服毒自杀了，临死前还说:“我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老人的预料。
晁错的削藩主张很明显对在位的景帝有好处，因此得到景帝的全力支持。然而“削藩”却又明显的触犯了许多人的切身利益，首当其冲的是诸侯们的财富和实权所剩无几了；其次是诸侯们为掌握中央政府的信息，在朝中寻找代理人，就不得不向朝中权臣大行贿赂。袁盎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担任过吴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削藩”政策一出台无疑是断了这些人的财路。兼之晁错的政策太过急切，失之“霸道”，结果等于把反对派的全部仇恨、全部火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汉景帝开始削藩不久，吴、楚七国就公开叛乱。七国散发的书信，以“清君侧”为名，矛头直指晁错。袁盎惧怕受贿事露，连夜与窦婴密谋，于是由窦婴进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晁错正与景帝商讨平叛战事。景帝问袁盎:“你尝为吴相，今吴楚反，你有何看法？”
袁盎说:“请叫左右退出。”景帝叫左右退下，独留晁错。袁盎说:“为臣所要说的，他人不得知。”景帝只好叫晁错回避。
这时，袁盎才说:“吴、楚宣称，诸王子弟的封地是当年高祖分封的，现在晁错搜罗诸侯的过失，削夺其地，所以才造反以诛晁错，如能恢复原有封地，就立即罢兵。为今之计，只有杀了晁错，赦免吴、楚七国，恢复封地，则可兵不血刃而俱退。”
景帝默然良久，说:“为安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的。”
景帝之所以下决心杀晁错，有一个更隐秘的、无法向外人道的微妙缘故。七国叛乱，景帝与晁错商议平叛之事，晁错主张景帝御驾亲征，而让他留守长安。恐怕这才是景帝决心杀晁错的真正原因！他的政敌恰恰也是在这一点上给了晁错致命的一击，他们弹劾晁错说:“吴王大逆不道，想危害江山社稷，自当天下人共诛之。可是晁错却让陛下亲征，他自己安居京城。不把陛下的安危放在心上，也是大逆不道。晁错该斩。”景帝竟在奏章上批曰:“可。”这时晁错还蒙在鼓里，穿着朝服巡行市中，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突然袭击，被腰斩于大街上。
景帝之于晁错，不可谓不倚重，但是他毕竟没有象齐桓公之于管仲、齐景公之于晏婴、刘玄德之于孔明那样始终不疑地重用，致使诸侯王公、朝中权臣这些既得利益者始终不把晁错放在眼里，以致让朝野内外的奸邪小人得逞。岂不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