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在世时，公开违背了高祖刘邦“非刘姓不得封王”的誓言，封了四名吕姓王，还封了六名家族成员为候，又安排许多亲属到长安的驻军中任将军，从而牢牢地掌握了京城的军队。而她在临终之前，又特意安排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产为相国，统领南军，再加上皇帝年少，皇宫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可以说，彼时彼刻，吕氏家族对大汉朝政的控制，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然而，等到齐王在自己的封国起兵讨伐之后，长安朝臣们一番算不上组织严密的行动便将吕氏完全击败，全族被诛灭——反差如此之大，让后人读来不免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无论多么诡异的现象背后，必然有符合逻辑和常识的合理解释，吕氏被阖族诛灭，合理的解释只能并且必须是——吕氏根本就没有篡汉的打算，更没有具体谋划！
整个吕氏家族，只不过是被平白无故安上个“谋逆”的大帽子而已，以便名正言顺地将其彻底铲除，朝臣勋贵和刘氏诸侯王的联手反击，仅仅是大汉朝廷内部的利益再分配而已，以有心算无心，以阴谋对坦诚，当然是必胜之局。
接下来我们就以《史记》为材料，用逻辑和常识来判断吕氏是否有篡汉的意图。
首先，假如吕氏果真有篡汉的意图，那么当吕后这位实至名归的族长在世之时，必然要做出适当的安排，比如说，最起码应该指定一名家族领袖，以及安排谁以什么样的籍口来登上皇帝位。然而，这些都没有，司马迁记载下她的临终遗言却是：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官，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
不难看出，吕后的意思仅仅是告诫族人自保而已，反倒是她担心的“大臣弗平”，是导致吕氏溃败的主因。要知道，当初刘邦分封功臣之时，整个朝廷吵吵闹闹了很久，以至于张良提醒他提防引发叛乱。开国皇帝面前都这样，这些开国元勋如何可能对吕氏这些外戚服气？
其次，吕后死去，吕氏可谓大权独揽，长安的军权在手，天子也完全在掌握之中，假如真的想作乱，随便发个“矫诏”，哪个大臣不得俯首听命，然而，他们并没有。最明显的例子是齐王在封国举兵讨伐吕氏，相国吕产和大将军吕禄随即皇帝的名义，令灌婴率兵讨伐，后者还不是老老实实的出发了，等到了荥阳才敢表露心迹。
最后，当大臣们处心积虑的准备将吕氏连根拔起之时，吕氏的家族领袖们依然跟这些即将对自己下毒手的同僚们过往甚密，无话不谈且信之不疑。吕产之所以在殒命前才准备进宫领兵，还是在郎中令贾寿从齐国出使回来，把灌婴与齐楚联合，准备诛灭诸吕的事情告诉了他之后。吕禄则更可笑，硬是被两个想杀他的大臣一阵忽悠，把兵符和印信一起交出去。当然，同时交出去的，还有吕氏数百口的性命。
此外，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用来指证吕氏篡汉的阴谋之时，仅仅用了一句话含混带过：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
一个“欲”字，与千年后的“莫须有”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没有实证，单纯的揣测，并且是包藏祸心的揣测。
汉初经过高祖和吕后两人的治理，国内外形势都基本稳定下来，经济得到了恢复、稳定和发展，那么“天下”这块蛋糕的大小也就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吕氏吃得越多，刘氏和大臣们自然就分的少了，比如说，吕后在分封吕姓王时，已经需要通过剥夺刘姓王的爵位和封地来实现了。当然，吕后在世时，她有大义的名分，又有手段，刘氏宗亲和大臣纵然有所不满，也只能隐忍，完全没有机会，也根本不敢尝试。可是等吕后一死，面对懵懵懂懂的吕产、吕禄，自然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大干一场了。至于吕氏是否想篡夺皇位，根本就不重要，等到把他们灭族之后，再开动宣传机器，还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当然，在大义光环下的利益群体，自然不会手软的，“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接着竟然直接连皇帝都给一起杀了，“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
假如有人认为刘氏宗亲和朝臣们是为了天下的安宁的话，且看看吕后执政时期的情况——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还是那句老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