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要探究一件事物的特点，必须通过对比方能凸显其与众不同之处。研究明代楚辞学也是如此，要将其放在整个楚辞学史的脉络中进行前后考察，而非把目光局限在研究对象本身。
明代——以“文学思想”为主的楚辞学研究思想
作为楚辞学的高峰，汉代及宋代为最具代表性的时期，首先这两个时代分别诞生了王逸的《楚辞章句》以及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这三部周详完备的《楚辞》注释书籍。
其次，这两个时代都具有鲜明的学术思想，它们反映在了楚辞研究上，使得汉代、宋代的楚辞学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而明代，作为楚辞学研究的继兴期，虽然学术思想相比前代显得较为空疏，但经过细致考察之后，亦可以总结归纳出前人未注意到的明代楚辞学研究新特点。
一 汉代：以经学为主的楚辞学研究思想
汉代是楚辞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其首要体现即是刘向整理了屈原的赋作，并收录了宋玉、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的拟骚作品，最后增以向自作赋《九叹》，合十六卷。
刘向曾奉命领校群书，撰《别录》一书，是我国最早的官修目录书，后其子继承典校工作，终成《七略》。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保留了《七略》的六部分类法，《汉志·总序》就曾提到了此次汉成帝时期整理经典的过程。
整理藏书分工十分明确，刘向所负责的是“经传”“诸子”“诗赋”三个部分，而屈原的赋作，正入于其中的“诗赋”类。在《汉志·诗赋类》中清楚记载，刘向所整理的《楚辞》一书，其文献来源是相当可靠的。
刘向的编集，使读者能更为方便、系统、完整地阅读屈原以及屈原后学的作品，对《楚辞》一书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代楚辞学后续的发展处于整个汉代经学的学术背景下。所谓“经学”，是指注解儒家经典的学问。众所周知，两汉学术史曾出现过今、古文经学相争的局面。所谓的“今文经”，是指以汉代通行字体隶书所写定的儒家经典的总称。
古文经学派主张对经文本义的解释和制度的阐明，较少受到“师法”“家法”的限制，研究比较自由且简明。
内容上，今文经学则是以孔子的思想为基本，阐发说明儒家政治的理论，而古文经学认为《六经》是上古典章制度和圣君贤相的格言记录。两派的争论直到东汉初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后，才有所缓和。
二 宋代：以理学为主的楚辞学研究思想
宋代是楚辞研究的第二座高峰，出现了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朱熹《楚辞集注》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尤以《楚辞集注》为楚辞学著作中集大成者，与汉代不同，宋代的楚辞学研究思想是以理学为主，以义理阐释为主要内容。所谓义理，即是着重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大义和道理。
从深度来说，宋代理学是汉代经学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宋儒更具有思辨创新精神。从经典阐释的角度来说，宋儒不再局限于文本字句名物的繁琐训诂，而是在释义的基础上，注重创新发挥，注重将义理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带有哲学阐释的意味。
突出强调屈原忠贞的品性和高尚的节操。宋王朝建立，结束了唐、五代以来混乱黑暗的战争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对于在战乱中纲常伦理的崩溃，统治阶级意识到必须重建生活秩序，复兴儒学，重整道德，以实现对百姓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于是在这种氛围之下，宋儒一改唐代士人张扬个性的人生态度，对考取功名的积极追求，而是以沉稳内敛的面貌，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从事治经等学术活动。
在儒学方面，宋人大多继承了韩愈的道统学说，即是要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的社会，并强调要遵循儒家三纲五常之说，以仁义礼乐为中心。
明代：以文学为主的楚辞学研究思想
楚辞学从宋代历经沉寂的元代，到明代有复兴的趋势，即楚辞学专著增多，楚辞学研究的内容多样化，对楚辞学问题的考证也较前代更为热烈。
与汉代重训诂的经学思想、宋代重义理的理学思想不同，这两种思想都逐渐式微，明代随之出现的是，以文学为主的楚辞学研究思想。
一 提出“诗变而为离骚”这一理论
从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胡应麟的诗学观念建立在“变”的基础上，也正因为他用“变”的眼光来分析历代诗文，故其能认识到各代有各代独特的审美范式，一代有一代擅长的文学体裁。此外，他还提出了“诗之体以代变”“诗之格以代降”的观点。
胡应麟的“诗变”理论，吸收了明代之前的“诗变”观念，总结而成的一套关于诗歌流变的著述。在《楚辞》方面，明代人也将这种“诗变”的观念运用其中，由此产生了诸如“诗变而为离骚”的说法。
会议的成果是由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这是记述了白虎通会议有关经学的议论，汇集统一今文经和古文经的集大成之作。而后东汉末年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观点，择优而从，遍注群经，打破了两者注释的壁垒，由此标志着两派经学争论的停歇。
从上述明文人的相关言论，可以清楚知道，此种说法乃是他们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溯源别流，具体地从文体角度而言的，即是“诗”这种文体变为“离骚”这种文体。站在今时的研究高度上可知，明人的此说法当然是不准确的，在“诗”与“离骚”这几百年中，至少还产生了如歌、谣等的文体，但由于未被广泛接受，因此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二对“骚体”进行讨论
明人对诗歌的发展持“变”的观念，而这种“变”主要着眼于“体”与“格”处。事实上，明人对文体的研究不可谓不精密，尤其热衷于辨明文体。在复古思潮中，要求文人必须师法古人，而效仿的对象则需要通过辨体制、评优劣来实现的。
明人对《楚辞》文体的研究，首先他们将“诗变”的理论运用在《楚辞》上，从历时性、文体变化的角度，提出了“诗变而为离骚”的观点，但此观点是不准确的。
他们将“骚”与赋、与诗作对比，试图区别骚体与这二体的差异，但可惜他们的眼光较为局限，并未就整部《楚辞》考察，因此不能认识到骚体实非单一文体这一事实。另有冯复京与张蔚然虽略有得之，惜未被重视。从以上两个问题可知，无论是以“诗变”理论亦或研究“骚体”，这些都是用文学思想研究《楚辞》的具体表现。
明人提倡学诗须熟读《离骚》。由于明代文坛盛行的复古思潮，第一次兴起是弘治后期直到嘉靖初，以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前七子为主要代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但具体各家的学习对象却又有所不同。
第二次复古思潮兴起则在嘉靖后期，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等后七子为主要代表。在文学主张上，后七子继承了前七子的“文必先秦两汉。
诗必汉魏盛唐”的理念，但不满于前七子后期流于刻意复古而陷入模拟剽窃，因而提出文风革新，重整文坛。但与上一次的复古思潮不同，此次复古的主要领域在文而非诗。纵观后七子的创作，其总倾向亦同于前七子，但各人所宗尚与具体创作倾向，亦各有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