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大力北伐匈奴，这其实才是中原自周代以来对匈奴一直秉行的策略，也是因为西汉一朝从刘邦开始就对匈奴进行了“保守防御”政策，这才有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非要把匈奴“斩尽杀绝”，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反弹现象。
匈奴既是个民族，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名称，自先秦以来，环绕着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十分之多，但唯独和匈奴的矛盾最尖锐、不可调和，匈奴也一直以侵略中原为主要的生存手段。
注意，匈奴侵略中原，这乃是他们的“生存手段”，如果不南下掠夺，那么匈奴自身就会难以存活，所以这本质上是生存之争，不可调和。
因为古代匈奴所在的气候带乃是温带大陆性气候，并且他们集中在北方的高原之上，生存的环境十分恶劣，特别到了冬天，北极的寒流直接冲击他们，一到秋冬季节，匈奴的减员就特别严重。
极端的环境让他们对“温暖”、“肥沃”的土地无比向往，可多年的“地狱”一般的生活，也早让他们对待外界的态度粗暴无比，他们更崇尚武力沟通一切，也就是森林法则、强者原则，所以每每来到中原的边界，这些匈奴人并不是考虑怎么和中原互通有无，而是先进行一番洗劫和肆虐。
就因为匈奴贪婪、残暴的作风，中原民族一直视他们为大敌。
在周代的时候，不管中原内部的诸侯国怎么内斗，只要到了一定的时间，诸国都会集结兵力陈列在边境地区，一是为了防止匈奴骑兵直接冲击而下，二是做好准备，北上主动讨伐匈奴，不断削弱他们。
虽然周代时，中原的力量也并没有一统，但是匈奴也同样是分散的部落，所以中原始终占据着优势，特别是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对北方匈奴的打击，那是十分压倒性的。
而匈奴和中原的“优劣势”转变，是在秦汉之交发生的。
公元前209年，北方的匈奴民族出现了一个“雄主”，史称“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在弑杀了他的父亲，获得了大权之后，开始对匈奴部落进行逐一吞并，最终的结果就是，将散乱多年的匈奴力量扭成一股绳。
冒顿单于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统一匈奴，那就是因为中原王朝的皇帝“秦始皇”在不久前驾崩，而驻守在上郡的大秦三十万精锐，被赵高用计玩得半废，曾经把匈奴赶出河套地区的蒙恬生死未卜，大秦的巨变，给了冒顿单于机会。
随后，便是冒顿单于一边在悄悄发展，一边看着中原诸侯内斗的历史。
公元前202年，韩信和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刘邦正式统一天下，可统一天下，这只是内部的一个胜利，对于外部而言，中原此时的力量已经无比虚弱了，加上边境军事力量的空虚，此时的刘邦，根本挡不住匈奴的入侵。
这就是一个“此消彼长”、“风水轮流转”的反转。
所以西汉刚建立的时候，汉朝军队根本不能像以前先秦时期频繁“北伐”匈奴，这才是反常的历史。
因为秦末纷争把天下打得破碎，所以刘邦一开始只能按兵不动，可刘邦没动作，却不代表冒顿单于愿意在北方待着不动，于是在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率军掠夺汉朝山西边境，并且强行逼迫韩王信（不是兵仙韩信）投降，然后一起深入入侵中原。
这是一次很大规模的入侵，刘邦见此，只能带着数十万大军北上，首先讨伐叛变的韩王信，然后再顺势北伐一次匈奴，刘邦出征前信心满满，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当头一棒，本来讨伐韩王信很顺利，但是北伐匈奴的时候，却陷入了匈奴的包围圈。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汉高祖之耻“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虽然有着刘邦巨大的“指挥不当”成分在其中，可同样也暴露了西汉初后力不足的军事窘况，于是在白登之围解开后，刘邦决意彻底“统一内部”，对外进行保守防御政策，他为的，只是让中原迅速恢复元气，以求在不久的未来，重新让中原掌握主动权。
所以刘邦一朝，刘邦和萧何奠定了“无为而治”的基调，对于匈奴，刘邦决定用“和亲”的方式来安抚匈奴，一开始还差点把自己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嫁到匈奴，后来因为吕后的求情，才选择了一个宗室女。
不管怎么说，西汉初的朝廷对此是“倍感耻辱”的，而且在刘邦驾崩不久之后，冒顿单于还写信来“羞辱”吕后，大致意思就是让吕后去和他共度余生，要知道当时吕后乃是大汉朝的实际掌权者，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被如此羞辱，结下的仇恨不谓不大。
可即便如此，吕后都还是咬住牙咽下了这口气，就算匈奴不断入侵，不断对边境进行掠夺，吕后都没有发动主动进攻的战争，仅仅是防守。
在吕后之后，汉文帝也是如此，汉文帝时期的匈奴南下侵略更是频繁，著名的“飞将军”李广也是崛起在抗击匈奴的历程中，只可惜汉文帝还是坚持防守政策，所以李广再厉害，也难以立下太大的功劳，这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
保守的时代，“扼杀”了一批武将，但几代人的坚持，终究达成了目的。
在汉景帝后期，汉朝廷对于匈奴的态度就不再是那么地高度忍让了，汉朝军队也多次表现出军事肌肉，震慑匈奴，而匈奴也因为看到了汉朝的力量的再次崛起感到忌惮，可汉景帝终究不是命运的扭转者，也不是匈奴骄傲命运的开启者。
开启者，是“文景之治”的最大享受者，一个继承了西汉初几代人对匈奴仇恨的天选之子：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年少登基，登基伊始，祖母窦太皇太后还在世，对他的执政掣肘颇多，不过汉武帝也在酝酿着一场和匈奴重新“撕破脸皮”、“一分高下”的大战，大战之前，汉武帝一方面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在暗中积蓄克制匈奴的力量。
公元前133年，朝堂中对与匈奴“和亲”（和亲除了联姻以外，还附带汉朝廷每年赠予大量的金银珠宝的义务）十分厌恶的大臣王恢上书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打破数十年来的隐忍沉默，于是便有了“马邑之谋”。
可雄心到位了，能力和人手却又不行了，因为汉武帝手下的大将们，都是新生代大将，他们或许参与过平定七国之乱，但是打匈奴却是另一种概念，比如马邑之谋，三十万大汉军队埋伏在“马邑”，竟然被匈奴提前得知，而提出计划的王恢更可笑，在追击匈奴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可见内心之软弱。
所以马邑之谋没有给匈奴带来任何减员，却是直接让匈奴和汉朝的关系直接打破和谐，开始敌对。
真正让汉武帝看到北伐匈奴希望的，乃是他的小舅子“卫青”。
卫青本是马奴，因为卫子夫受宠的缘故被汉武帝安排为侍中，后来汉武帝抱着锻炼卫青的心态，让卫青担任一路北伐匈奴的将领，公元前129年，这是马邑之谋后的第四年，卫青居然一举攻破匈奴的圣城“龙城”，这一战，让大汉赢回了颇厚的面子。
其实卫青的龙城之战并不好赢，因为总共四路北伐大军，另外三路都输了，只有卫青这一路大军持续北上并且略战略胜，或许是命运对汉武帝的眷顾，对大汉的眷顾，送来了卫青，这一战后，让汉武帝和朝廷看到了希望，一个报仇、除掉匈奴的希望。
自汉高祖以来，匈奴一方面要求朝廷派出公主与其和亲，索要大量的资源物资，一方面还纵兵掠夺，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早已经让汉人对匈奴恨之入骨，所以当匈奴也被汉人“势如破竹”地推到的局面出现时，没有人愿意放过匈奴。
这便是“历史反弹”，当一个民族受欺压过久之后，那么在抓住机会反击的那一瞬间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都会爆发出最强大的反击力量。
而在卫青崛起之后，汉武帝又培养了卫子夫的外甥霍去病，这也是大汉的战神支柱。
废掉匈奴，汉武帝的功课是做得很足的，在目所能及的地方，汉武帝削弱匈奴就有三个大方向：
一、扫荡河西走廊，肃清河套地区的匈奴势力，或击败清除或收服，释放西北的汉朝驻军。
二、保持一定频率的北伐，以“燕云十六州”（汉朝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地理位置一直存在）为起点，以攻代守，克制匈奴的南侵，辅以“坚壁清野”。
三、收复东北地区，肃清匈奴对乌桓的统治势力。
所以汉武帝对待匈奴的策略，就是完全隔绝匈奴和中原接触的边境，然后让匈奴没有任何掠夺中原的机会，久而久之，匈奴自己就会虚弱。
不久之后，汉武帝的计划就开始转动了。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出了自己培养多年的“秘密武器”霍去病前往河西，肃清匈奴盘踞在河西的势力，其实肃清河西走廊，本质上也是在肃清河套地区的匈奴势力，只要成功，那么汉朝就会有肥沃的养马迪。
而霍去病也果然没有辜负汉武帝，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让匈奴毫无抵抗之力，就算匈奴数次诈降，两次河西之战，都让汉武帝把河西地区的匈奴治得服服帖帖的，不久之后，河西走廊收复，霍去病代汉武帝在此设立“河西四郡”，自此，大汉的西北军事力量被释放。
既然有了肥沃的养马地，还俘获了大量的牛羊马资源，最重要的是，还让大量的西北军得以自由调动，那么汉武帝就觉得，让匈奴彻底“衰败”的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了“漠北之战”。
公元前119年春天，准备已久的大汉转动起来，在匈奴还在集体“冬眠”的时候，大军已经北上，深入匈奴的腹地了。
为了这一战，大汉也算是“倾尽所有”了，因为汉朝这一战打的乃是“军备战”，在数个月前，汉武帝就已经准备了大量的精米粮食来喂养战马，以保证战马在初春季节，寒冷的草原中发挥更强大的机动性，而这部分粮食，就消耗去了大汉数年的积累。
除了粮食以外，还有将士的补给、装备的更新，汉武帝这样做，就是为了保证将士们更高的生存率，而这一战，结果自然是不用说，两路主力大军都有所斩获，特别是霍去病还深入狼居胥山、一直北上直贝尔加湖，不仅灭掉了南匈奴，还震慑了被匈奴，这也是霍去病“封狼居胥”之战。
在回来的时候，霍去病将在乌桓残余的匈奴扫荡一空，然后设立“护乌桓校尉”，以乌桓的力量和地势守卫大汉的东北，自此，汉武帝彻底完成了匈奴和汉朝廷的边境“隔绝带”，匈奴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掠夺汉朝。
本来按道理来说，经过这一系列胜利之后，汉武帝就该停歇一下了，毕竟南匈奴几乎等于被打垮了，过去的仇也报了，但是汉武帝深知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强大的恢复力和生存力，于是还是选择对残破的匈奴加大力度打击。
漠北之战后，汉武帝又计划派霍去病继续深入匈奴腹地，扫荡匈奴的再生力量，可谁知道，也是这一次出征，霍去病在半道中“去世”，英年早逝的霍去病给汉朝的信心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霍去病死了，汉武帝很悲伤，而他的执念却还是没有消失，他坚持“穷兵黩武”，持续北伐，可是汉武帝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过度消耗本国资源，经过数代人积累的财富，又被汉武帝打空了，而汉武帝攻打匈奴的效率也越来越低了。
所以在卫青的后期，他这位战神也出现了“败绩”，而多年的胜利让汉武帝无法接受这种反差，于是汉武帝继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入，这种极端的讨伐，仍然是生存之争，但不得不承认，汉武帝有些矫枉过正了，已经让最大的正面效果变成了负面效果。
不管怎么说，揪着匈奴不放，这种精神是必须的，自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四代统治者以来所受的委屈，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释放出去，不然的话难以恢复先秦时期中原对匈奴的绝对优势。
只是一味地“战争”不是最好的办法，这是汉武帝短时间内没想明白的，因此在汉武帝后期，出现了几次对匈奴作战的失败之后，汉武帝驾崩之后接班的汉昭帝，就开始转为保守的防御，只不过此时的“保守”，要远比西汉初期的保守轻松、主动得多了。
再到后来汉宣帝开始使用政治手段瓦解匈奴，才真正找到了“降服”匈奴的最好办法。
事实上，大汉朝对待的匈奴的政策，是从“不可调和”的生存矛盾，一步步转换为“可以调和”的“共存关系”，后世人对汉武帝过度“穷兵黩武”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和匈奴可以调和的前提，也是要把匈奴打怕，打到他们自愿称臣。
所以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乃是汉宣帝及之后朝廷对匈奴政策顺利的大前提，数十年的北伐让汉武帝收获了大帝之名，也让汉武帝被后世人批判，毁誉参半，自古以来行大事者皆是这种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