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孙中山为了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力，决定到马来亚的霹雳州，在怡保建立同盟会组织。
霹雳州日照时间非常充足，农业非常发达，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得也非常不错。虽然经济状况在马来亚并不算靠前，却比同时期的清朝要好上不少。闽西客家华侨华人，有许多人聚居于此，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华侨华人聚居地。
这些人虽然远走他乡，但对于祖国依然血脉相连，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依然时刻关注祖国的发展和动态，经常会有捐资给清朝廷的举动。因此，孙中山此行也希望能够获得这些人的支持，帮忙筹些钱，充当革命经费。
但孙中山一行人风尘仆仆地抵达霹雳州的怡保时，刚刚落脚，甚至还没等办理入住，就先接到了一封威胁信。信中的内容不长，只有一句话，态度却十分嚣张：
“你孙中山敢到怡保来，我胡子春就搞死你。”
第一个接到威胁信的人叫黄金庆，是霹雳州同盟会的负责人，此次孙中山抵达怡保，他与孙中山同行至怡保，协助建立当地的同盟会和筹款。却没想到工作还没开始做，就先遭到了胡子春的威胁。
黄金庆赶紧将信交给孙中山，让他拿个主意。孙中山看罢信中的内容后，觉得没必要惹麻烦，当晚就带着人连夜离开了怡保。
这位胡子春到底是何人，为何对孙中山的态度如此恶劣？孙中山看到他写的威胁信后，为何不愿意与他发生冲突，而是选择连夜离开呢？这事儿还要从胡子春的父亲胡玉池说起。
早在霹雳州槟榔屿开埠之初，胡子春的爷爷便来到霹雳州寻求谋生机会，是第一批来到霹雳州的闽西客家人。
到了胡子春的父亲胡玉池这一代人，在霹雳州出生，成为第一批在槟榔屿出生成长的客家人。按说胡玉池在居住霹雳州的年轻一代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既有父亲打拼的基础，又对当地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干起事业来自然要比父辈的起点更高。
胡玉池的母亲却不这么认为，她的心中还保持着浓郁的乡愁，归乡是她一直以来的夙愿。胡玉池长大成人以后，已经可以承受远行的负担，她就带着胡玉池回到永定老家，在家乡寻到一位年龄合适的姑娘，与胡玉池结婚。
胡玉池的人生轨迹被母亲重新拨回永定以后，他没有再去槟榔屿，在老家成婚后，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生活之中，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
1859年，也就是咸丰九年，胡玉池的次子胡子春出生，添丁进口的大喜事，让胡家当晚摆了家宴，胡玉池也因此多喝了几杯。
若是生活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胡子春或许永远也不会再离开永定，他将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成人，然后结婚生子，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守在老家传宗接代。
不过，这样的美好被突如其来的噩耗打断了，胡玉池与妻子全都在正值壮年的年纪早逝。原本幸福且有未来的胡子春，在这场人生骤变中，突然就沦为无父无母的孤儿。虽然有祖母李梅娘照顾他，但生活还是急转直下，与胡玉池夫妇在世时不可同日而语。
祖母李梅娘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人，承受了丧子之痛，仍然表现得很坚强。她独自一人拉扯胡子春成长，虽然因为家道中落，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但她仍坚持给胡子春提供读书的机会。
胡子春自幼懂事，十分聪颖，在私塾学习期间，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思想水平，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客家人一直处于艰苦的生活环境之中，世世代代客家人却从未服输，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吃苦耐劳、拼搏进取的“客家人精神”。胡子春在求学的过程中，得到客家精神的熏陶，在心中立下远大的志向，发誓要到外面闯荡出一片天。
1872年，胡子春13岁，在梦想的驱动下，他毅然决定离开故乡，随同乡亲们前往霹雳州，到爷爷曾经拼搏过，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李梅娘虽然有些担忧，却没有阻止他前往，将手头所剩不多的零钱全都交给他，支持他前往槟榔屿，去找他的姑母。
胡子春姑母一直在槟榔屿生活，生活条件虽然比老家好一些，但也并不富裕。胡子春抵达槟榔屿后，得到姑母的热情接待。但胡子春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在寄居期间，感受到了姑母的艰难，就不愿意继续住下去。
胡子春辞别姑母时异常坚决，姑母挽留无果，奉上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送胡子春前往吡叻。
13岁的少年，背着行囊抵达吡叻，在那里开始本不该是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劳苦的生活。为了维持生计，胡子春找到一家当地的商铺，给老板当学徒。
彼时的学徒处境普遍不好，师傅往往稍有不满就会打骂，更何况胡子春只是给老板当学徒工，还不是那种接受传承的真正意义上的徒弟，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胡子春是从外地来的人，待遇更加不公，即便每天拼死拼活地干，也只能混口饭吃而已，至于薪水想也不要想。
时光荏苒，三年时间转瞬即逝，胡子春在苦难生活中长成16岁的小伙子。三年来，他每天用稚嫩的肩膀背负着成年人略显吃力的重担，一步步地走了过来。他的任劳任怨，令苛刻的老板也心生悲悯，终于在提供每日饭食的基础上，又拿出了一点钱，支付他一些微薄的薪资。
薪资虽然不多，但在确保生存的基础上，总归是能通过劳动积累一些薪水了。胡子春干劲儿更足，每日勤勤恳恳，获得老板赏识的同时，也攒出了一些积蓄。
胡子春平时话不多，干活儿却不落后，老板最喜欢这样的工人，觉得他傻。其实胡子春不傻，他不说不代表他不明白自己被剥削，他任劳任怨是因为他心中有理想。给人打工糊口只是暂时无奈的选择，他存钱也不是为了“存老婆本儿”，而是有着自己的规划。
胡子春自从有了薪水后，他整整又干了十年，经过十年的淬炼和积累，胡子春早已褪去了身上的稚嫩，成了孔武有力的汉子。与此同时，他也在这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笔可观的财富，如同十年磨一剑，终于要迎来利刃出鞘的时刻。
有了经验和资本的胡子春，打算拿这些年的积蓄搏一次，自己创业当老板。在打工期间，胡子春早就有了目标，他要当矿主。
那些年，当矿主挖矿在霹雳州十分盛行，很多人靠挖矿发了财。当然，高额利润的背后，总会伴随极高的风险，因为挖矿赔钱、倾家荡产的也大有人在。胡子春对此了解很充分，也敢于冒险一试。
由于启动资金并不充足，胡子春并没有打算一口吃成大胖子。他根据自己的资金数额，选择了一处位于督亚冷的小锡矿，顺利买下来以后，成为了一名小矿主。
创业之初，胡子春事必躬亲，凡事亲力亲为，凭借吃苦耐劳的客家人精神，很快就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胡子春靠出力气赚钱，但他并非没有经商的头脑，自幼就读过私塾的胡子春，明白很多道理，也有很多想法，只是受限于贫困的出身，得不到启动资金，才一直被压抑。
有了这个小锡矿之后，胡子春就有了立足之地，也有了实现自己想法的根基。在他的经营之下，小锡矿的发展十分迅速，为胡子春积累了不少财富。
原本一直受启动资金限制的胡子春，从此海阔凭鱼跃，具备了实现自己梦想的资本。小锡矿的收入很快就无法满足胡子春，他开始扩大经营，将几年来经营小锡矿的利润，全都投入进去，办了两家锡矿公司。
两家公司同时运行，工作量急剧提升，但胡子春经营起来却气定神闲，仍觉有余力。大规模经营赚取的利润，远远超过小锡矿所带来的利润，胡子春赚到这笔钱后，并未满足，在两家公司进入发展的瓶颈期后，他开始潜心研究制约公司发展的因素。
胡子春很快注意到，矿产行业虽然赚钱，但赚取多少利润，主要取决于每天的挖掘量。彼时的发掘开采方式老旧单一，主要靠人力挖掘，从矿场运输矿石出去，更是依靠人工的肩背手提，极大地限制了开发的速度，也就制约了公司的发展。找到这个原因后，胡子春开始研究如何提升矿场的开采效率。
1901年12月4日，端洛矿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胡子春对于端洛锡矿十分看重，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建立的配备了高端设备的矿场。为了解决开采效率问题，胡子春大胆地投入16万新币，采购了当时最先进的采矿设备。
正如胡子春所想的那样，投入了高端采矿设备以后，端洛锡矿的每日开采量要远超其他人工开采的矿量。在利润获得方面，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
凭借先进的设备，胡子春的生意越做越大，手底下的产业也越来越大。据记载，胡子春的生意规模最大时，手底下的锡矿产业机构就多达30余家。胡子春的生意甚至已经不仅限于马来亚，即便是泰国，也有他的矿场，胡子春因此被称为“锡矿大王”。
“锡矿大王”这个称号，胡子春实至名归，但了解胡子春的人都知道，这个称号根本不足以概括他的生意，因为他除了经营锡矿生意外，还涉猎种植业。无论是规模极大的丁香园，还是种植面积已经超过数千亩的橡胶园，无不为胡子春赚取巨额利润。
彼时的胡子春，早已不是当年身无分文，要靠每天出苦力才能勉强糊口的少年。他不仅坐拥巨额资产，成为马来亚的富商巨贾，在马来亚更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马来亚的锡器之所以能够享誉世界，其中有胡子春一份功劳。而且，胡子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向英政府整整捐献了30万英镑，为了感谢胡子春对马来亚的贡献，英皇亲封他为矿务大臣。
在马来亚，还有一条名为“胡子春街”的街道，这个命名也是为了表彰胡子春的贡献，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在沿用。
这些荣誉，全都是胡子春凭借自己的努力赚来的，他在经历过贫苦，又赚到巨额资产时，没有将财富视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反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帮助海外华侨的心更加浓郁，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一个人漂泊异乡有多难。
发迹之后胡子春，对马来亚的华商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华商和华侨之间，威望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华侨和华商全都聚集到胡子春身边。彼时华商尚无商会，胡子春提及建立商会后，水到渠成的成为商会会长。
胡子春在霹雳州和怡保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清朝廷对他也要极力笼络。原因无他，看上了他雄厚的财力。清朝廷的目的，胡子春心知肚明，但胡子春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他希望祖国能够日益强大，因此并未拒之千里，反而尽自己一切所能，帮助清朝廷。
仅1905年一年时间内，清朝廷就先后派出了三位重臣前往怡保，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户部侍郎依次登场，只为了请他帮清朝廷办理银行。胡子春能力强，但从他发迹经历来看，他是一位敢打敢拼的成功商人，但绝非金融专家，清朝廷为何执意请他帮忙办银行呢？
说到底，其实还是为了钱。腐败的清朝廷此时只要遇到能够敛财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主动出击。这一点，从福建办理铁路的事情就能轻易看出来。
时任福建铁路总办的陈宝琛，拟修一条铁路，因为资金匮乏，便邀请福建绅商，一起向胡子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闽办理铁路。胡子春亦不是铁路方面的人才，邀请他的意思胡子春自然也明白，当即认股20万，这才算了事。
1906年，胡子春的祖母病逝，噩耗传来，胡子春悲痛欲绝。由于父母早逝，胡子春自幼与祖母相依为命，感情非常深厚。如今祖母病逝，纵使胡子春再忙，也还是决定要放下一切工作，返乡奔丧。
胡子春没想到的是，他返乡途中，刚刚抵达广州，就接到了慈禧要召见他的电话。慈禧是清朝廷的实际掌权者，胡子春自然不敢忤逆她的意思，放下电话后不敢耽搁片刻，暂时搁置返乡计划，转而去面见慈禧。
慈禧为了接见胡子春，也算是用心了，摆下盛宴招待。但这样的山珍海味一来对胡子春没有什么太大的诱惑，二来是胡子春此行目的乃是奔丧，慈禧的这次款待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碍于慈禧的面子，胡子春尽管心中不愿，但也不敢发作，只得强作欢颜入席。
席间，慈禧与胡子春谈及强国之事，海军军力薄弱，令人担忧。胡子春的爱国之情被激发，也明白了慈禧召见他的真正意图。胡子春当即表示，捐赠80万两白银给清朝廷，用于加强海军建设。
胡子春之举，令慈禧大喜，将他封为邮传尚书，光绪也不甘落后，授予胡子春“荣禄大夫”称号的同时，又赏赐他花翎顶戴。对于这些荣宠，胡子春其实并不在意，因为他拿出来80万两白银，并不是为了博取这些虚名。
而且，他的生意全都在马来亚，清朝廷的封赏对其助力也不大。但胡子春的拳拳报国之心，终究是错付了。
结束了盛宴以后，胡子春归心似箭，匆匆踏上返乡之路。没想到在途中得到消息，他捐出去的80万两白银，慈禧并未用于增强海军建设，而是用来修建颐和园中的“佛香阁”了。胡子春闻讯，深感痛心，对清朝廷大失所望。
胡子春返乡后，积极操办祖母的身后事，为她风光下葬，也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丧亲之痛，加上清朝廷令他失望的决定，使他的心情始终不好。一切事务办理完毕后，胡子春不愿意多逗留，匆匆登上返回马来亚的轮船。
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就情绪低落的胡子春，在搭乘轮船返航期间，竟然又遭遇了海盗抢劫。随身携带的物资和金钱，被海盗洗劫一空。胡子春最终抵达霹雳州时，已经被此行的顺利激发的怒火冲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接到消息，国内又来人到怡保，找他筹钱来了。胡子春听闻消息，误将孙中山与清朝廷等人归为一类，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当即派人送威胁信过去，声称要搞死孙中山，将他们一行人惊走。
事实证明，孙中山选择暂时退避是正确的，若是与胡子春发生正面冲突，双方的误会势必加深。胡子春虽然是明事理之人，但在盛怒之下，恐怕也能会做出什么错事来。
1907年，孙中山先生在南洋进行的革命宣传，影响力愈发扩大，相较于清廷的腐败，胡子春逐渐转变思想，对清廷失望至极的胡子春，转而开始大力支持孙中山，经常以巨资相赠。
在胡子春的鼎力支持下，怡保逐渐发展为同盟会在海外筹款的重心。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胡子春积极奔走，令许多仰赖他的华侨积极捐款。
除此以外，在南昌起义之前，胡子春还主动出资，托好友用这笔钱为他四处购买武器弹药，再利用自己的人脉转运回国内，支持起义。
显然，胡子春多次捐赠以后，彻底认清了清廷的腐败，在一次演讲期间，他慷慨陈词，说到激动处，叫人拿来一把剪刀，当众剪了辫子。胡子春此举，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带动了华侨的爱国情绪，令怡保华侨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为此，黄金庆专门在《光华日报》上登报致谢，以一封《感谢信》的形式，遥向胡子春表达了同盟会对他“捐巨金，弃虏职，剪辫发”的诚挚感谢。
从当年的“威胁信”到今天的《感谢信》，见证了胡子春态度的转变，同时也见证了他从“保皇派”到革命者的蜕变。
胡子春除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者外，还积极在社会各界发光发热。他尤其注重教育，意识到强国要从教育抓起。为此，他在华侨社会和国内多次兴建学校，例如礤角书院、犹兴学校，以及位于永定县的师范学堂，都是由他捐资创办，为家乡教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声望日隆的胡子春，地位不断升高，却始终不忘初心，坚持帮助在南洋的华侨，并热衷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在南洋，有许多如他当年一般的贫苦侨胞，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这种雪中送炭的恩情，被人铭记，久而久之，胡子春便有了“南阳孟尝君”的称号。
胡子春素来具备创新意识，不愿拘泥于过往的成规，开创了许多先河。他在槟城创办的中华女学，就是一次令人振奋的创举，更是开了南洋华侨妇女教育的先河，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21年，胡子春的生命永远的定格在这一年，但他身上的客家精神和家国情怀，却永远地留了下来。我们应该以胡子春做榜样，不论自己身在何处，都要心系祖国，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在海外才能赢得尊重。
胡子春当年给孙中山写威胁信的事情，转眼已经过去了百余年。同盟会登报向胡子春写《感谢信》的事情，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这“两封信”，承载了一个爱国华侨和革命者之间的情谊，也承载了一份沉甸甸地家国情怀，永远也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