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乐小窝 值得一看 汉武帝晚年最初希望继承人为守成之君,后来则希望完成未竟之业

汉武帝晚年最初希望继承人为守成之君,后来则希望完成未竟之业

巫蛊之祸连岁不决,直到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还余波未息。当时武帝患病,往来长杨、五柞宫,因望气的方士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就派遣专使疏录京师各官府狱中案犯,不分轻重,一概处杀。戾太子之孙刘询,也险些

巫蛊之祸连岁不决,直到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还余波未息。当时武帝患病,往来长杨、五柞宫,因望气的方士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就派遣专使疏录京师各官府狱中案犯,不分轻重,一概处杀。戾太子之孙刘询,也险些遭害。询原名病已,生数月就遇上巫蛊祸起,受牵连入郡邸狱。

廷尉监丙吉受诏治巫蛊郡邸狱,见而生怜,就挑选女徒小心保养皇曾孙。内谒者令郭穰奉旨到郡邸狱提取皇曾孙,丙吉闭门不纳,说:“他人无辜而死犹不可,况亲曾孙乎!”拒守到天明。郭穰还报武帝,武帝竟因此恍然大悟,于是大赦天下。巫蛊之祸至此才告结束。

倘若不是丙吉,戾太子之孙宣帝刘询早已被杀,要知道这是在汉武帝悔悟杀太子之后三年。

巫蛊之祸的深层次分析

汉武帝曾因太子刘据“性仁恕温谨”,“材能少,不类己”而动过改换继嗣的念头。后来他放弃了这一念头,主要是考虑到身后需要一个“守文之主”。《资治通鉴》描述其后武帝与戾太子的关系说:“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诫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

武帝明明知道太子的性格、政见及统治作风都与自己不同,却不加斥责,反加以肯定,应是出于日后守成的需要。

按照武帝最初的构想,一旦事业成功,转入守成,父子俩的分歧便会消失。然而由于通西域一项任务的追加,武帝虽按时举行了封禅大典,却未按时实现政策的转折。政见分歧的武帝父子长期并处一朝,导致朝廷分裂,群臣围绕皇帝与太子逐渐形成对立的两派。

《通鉴》接着说:“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太子与皇帝对立,必然处于劣势,未必全是由于“邪臣多党与”。帝党大臣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日后遭受新君的打击,而要设法消灭太子党,也是情理中事。结果,政策转折的拖延,引起了激烈的朝廷党争,加上江充等偿臣小人作用其间,终于暴发了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狱,使太子一党包括卫氏宗族几乎被一网打尽。

刘彻

不过,群臣“深酷用法者”要消灭太子党,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田余庆先生指出,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狱“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江充等人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汉书·外戚传》记载:“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日:‘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此事发生在巫蛊之狱前三四年,正是武帝与太子的矛盾日渐激化之时。在这一背景下,关于钩弋母子的种种奇闻,隐约显示出某种政治含义,似乎向世人暗示着什么。司马光点破了其中的秘密。

《资治通鉴》卷二二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

“奇女”“尧母”云云,表明武帝有“奇爱少子,欲以为嗣”之心。江充之流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于公然陷害皇后、太子。

为戾太子平反而未厚待太子后人原因

武帝晚年再次萌发更换继嗣的念头,不是由于太子刘据有什么变化,因而不再适于做日后的守文之主,也不是由于少子弗陵比刘据更适于“守文”,而是由于武帝自己对其事业发展过程的构想发生了变化,因而不再需要一个守文之主了。

《汉书·外戚传》记载:“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显然,武帝此时需要的是一个“类我”的继承人。抛弃“不类己”的戾太子,代之以“类我”的钩弋子,是武帝晚年对身后安排所做的重大调整。这意味着武帝赋予继嗣的任务不再是“守文”,而是继续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西北形势有关。如前述,太初四年(前101年)伐大宛胜利后,武帝“意欲遂困胡”,再次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征伐。但汉军经过数十年征战,已是强弩之末,力不从心,故一再失利。这使武帝逐渐意识到要在短期内征服匈奴是很难的,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战争可能要长期进行下去。

巫蛊之祸

而武帝此时已年过六旬,来日无多,为了使其毕生的事业不致功亏一篑,更换继嗣,使既定政策能继续下去,便有其必要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钩弋受宠,弗陵出生,武帝遂以“尧母”之命向世人透露了改换继嗣之意,其后又指使或纵容江充之流大兴针对太子的巫蛊之狱。

后来,武帝一一除掉迫害太子的人,为太子谋反罪名昭雪,做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思念,又发布轮台之诏,停止大规模出师征伐。然而,为太子昭雪并不意味着承认太子无“过”。《汉书·武五子传》宣帝即位后命群臣为太子议谥,有司根据谥法“谥者,行之迹也”的原则,认为太子应谥为“戾”,得到宣帝批准。案《逸周书·谥法解》:“不悔前过日戾。”宣帝及有司为太子选定这一谥号,肯定是沿用武帝对他的评价。

《武五子传》日: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榖梁》。及冠,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这段文字暗示太子在学术和政见上是有“过”的,很可能来自关于太子事件的官方结论。

发布轮台之诏也不意味着武帝又改变了主张,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去,从此放弃了“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最终目标。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使百姓得以喘息,使国力得以恢复,使对外战争引起的社会矛盾得以缓解。

经过上述一系列铺垫,武帝临死命钩弋子继位,又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居“中朝”辅政,桑弘羊、车千秋执掌外朝事务。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个纯粹“守文”的班子。武帝寄于他们的希望是继续完成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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