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在文化上最著名的莫过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不过这个“儒术”不等于先秦的“儒家”。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和“儒家”的区别在于：第一，武帝所尊的“儒术”，实际上是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与儒学的结合体；而“儒家”就单纯是儒学。第二，武帝使这种“杂糅”之后的“儒术”，成为了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而“儒家”，从孔子算起，只是一种“民间学术”。
要说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说法，是后人的总结。谏议者董仲舒和汉武帝都没讲过这个原话。
司马迁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当时儒学遇到了极大危机。“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儒生叔孙通还做了太常官。不过，当时天下战乱未息，高祖忙于平定四海，还顾不上兴学和倡儒之事；孝惠帝和吕后当政，朝里公卿大臣都是战功卓著武艺高强之人；孝文帝喜爱刑名之学；孝景帝不用儒生，窦太后又偏好道家学说。
他说，武帝即位后，王臧、赵绾都深明儒学，皇上也心向往之，这才有了元光元年（前134年）颁令“举贤良”选拔通晓儒家经学之士的事情。参加的儒生不少。司马迁说，数百儒生因此入朝为官。特别是公孙弘，从一介平民荣升到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从此以后，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对儒学潜心钻研了。
董仲舒参加了“举贤良”，向武帝提出了三个“对策”。班固之《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这个过程且录入了“对策”全文。不过，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在《史记》里，却未提到此事。他将董仲舒与当时的一些“大儒”，共同列入了《儒林列传》，没为董仲舒单独作传。
刘彻
司马迁也没说到他的老师向武帝谏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且被采纳。而是说，窦太后薨逝之后，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他将道家、刑名家也就是法家等百家学说废弃，而重用儒生尊崇儒学。这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之后。第二年，武帝颁布了“举贤良”令。
说到类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话的，都是东汉的班固。他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六经”，即儒学所讲授的内容。他又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入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是相信与董仲舒同时且为其弟子的司马迁，还是相信约200年后的班固呢？应该前面一位更可信吧。
当然，班固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到了约200年后的东汉，董仲舒的学说，在各种儒学流派中成为了“主流”。
司马迁说到了董仲舒的若干弟子，也说到了他的老师教学如何“门庭若市”。很可能，与之同时的那些“大儒”，都一门心思去当官了，而不愿意教授学生，其“学问”也就慢慢衰微了。
董仲舒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前面所说，董仲舒的学说，实际上是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与儒学的结合体；而且，更适合成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
具体来说，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根据，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在这一体系里，“天”是最高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认为其是有意志、有情感，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他把道德属性赋予苍苍之天，将其神秘化、伦理化，并以“天人同类”、“人副天数”、“灾异遣告”说为内容，建立起一个“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体系。
据此，董仲舒提出“性仁情贪”的人性理论，强调人道教化的必要。他提出“三纲五常”说，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
董仲舒
他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原则，强调“道义”的崇高性和神圣性。对于具体实施方法，董仲舒谏议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才；提倡“春秋决狱”，以《春秋》经义为断定是否犯罪的标准。
他还提出“奉天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用“三统三正”学说论证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往复。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宗法社会的根本原则不可改变，即所谓“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总之，董仲舒把学术的儒家学说神学化了。这就是题目中所问的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与“儒家”最根本的区别。而神话之后的“儒术”，特别是“三纲五常”以及“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极其符合帝王的口味，为“帝位”和封建宗法制度提供了做关键的理论根据，所以后来才被尊为群儒之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罢黜”和“独尊”，都是一个过程，是由从汉武帝开始的若干代帝王，包括他们的宰辅们，逐渐实现的。而“儒术”这个词，最早说到的也是司马迁。他在《史记.礼书》中说：“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人，令其定仪。”“定仪”，就是规定朝廷的各种仪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