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的中兴
安石榴
公元前196年，在南越国立国七年之后，汉高帝刘邦眼看岭南在赵佗的治理下焕然一新、欣欣向荣，而西汉王朝尽管政治、经济状况也已大为好转，但自忖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前往征服，更何况此时内乱又生，恰逢诸侯王彭越谋反，于是索性承认赵佗南越立国称王的既成事实，派使臣陆贾到番禺传诏，册封赵佗为南越王。诏书全文如下：“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汉书·高帝纪》）
在诏书中，刘邦以君主的口吻赞扬了赵佗治理岭南的功绩，特意点出“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两个方面。这也正是诸多历史文献中所说的赵佗“和辑百越”思想和行动的体现，其最大的作用就是促进了中原人与百越人的融合，使中原人在百越之地能够落地生根，使越人的野蛮习性得以抑止，接受教化，两者和谐共处，携手发展。由此，原本蛮异闭塞、水火难容的南越，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政通人和、礼乐兴起、百业俱兴的社会局面。赵佗以他超凡卓绝的见识和做法，大手笔涂抹出岭南最早的文明画卷。
参照秦汉两朝的旧制和新制，考察南越国的现实与处境，结合历史遗留情况及普遍、突出的问题，赵佗很快就制定了一套推陈出新、因地制宜的治理方法。这套方法，既是对中原地区先进经验的借鉴，又称得上是为南越地区度身量造，条理清晰，针对性强，一俟推行即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对南越地区的民族融合、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生产技术提高、文明程度提升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措施包括越人自治参政、汉越通婚从俗、重农垦辟、开放交易、推行文化教育等，概而称之就是“和辑百越”。
首先，在南越国政权的建立上，赵佗依秦例，仿汉制：一方面，沿袭秦朝的郡县制，以番禺为中央集权中心，设置南海郡、桂林郡、交趾郡、九真郡。南海郡下设番禺、龙川、博罗、揭阳、浈阳（今清远英德附近）、含洭（今清远境内）六县，桂林郡下设布山、四会等县，交趾郡和九真郡（原秦朝象郡地域），下设临尘、象林等县。另一方面，仿效汉朝的分封制，分封王侯，在西瓯地区分封了苍梧王，在交趾分封了西于王，基本上让边远地区自治，只派遣使者前去“典主”，等于只加以政事方面的辅佐或视察，“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此瓯骆也”。（《史记·南越列传》）
这套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政权制度与中原大抵相同，也即郡国并行制。所不同的是，南越国的政权力量，是汉越联合及多民族交融的，委任的官员中包括从中原而来的汉人和百越地区的各部族越人。任嚣在临终嘱托赵佗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立国的重要条件——“颇有中县人相辅”，所指就是岭南除了南征留驻的将士外，还有一批迁徙而来的中原人。赵佗起用辖下有才能的将士，又发掘长居岭南的“中县人”。最典型的如居住于揭阳的史定，其曾祖即开凿灵渠的秦监史禄，入越后于揭阳落户安居，生子添孙。史禄的孙子史焕，曾出任豫章郡史，史焕的儿子即史定。赵佗看重史定的家世及才干，任命他为揭阳令。
对于越人的任用，赵佗相继选拔了一些部族酋长、首领、小头目，层层参政，借此赢来各方土著族众的支持拥戴。这些越人官员，职位自普通官吏至将相、王侯，应有尽有，较为知名的有吕嘉、何遗、郑严、田甲、黄同、居翁、都稽等人。其中，吕嘉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他原本是西瓯族的酋长，据说少年时曾接受过中原汉化教育，极具才干和威望，被称为“越众酋师”“越人之雄”。赵佗亲自拜访吕嘉，力邀他来番禺，封地置产（于今顺德大良），任为丞相，又封吕嘉之弟为将，使得后来吕氏“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史记·南越列传》）吕嘉连续辅佐了三代南越王，并在赵佗去世后成为南越政权的核心人物。
其次，在促进汉越民族的交融上，南越国推行的是“通婚”“从俗”的做法，鼓励汉人与越人通婚，并在入境随俗的大前提下，对越人的风俗习惯实行良从恶禁。在“通婚”方面，为打消汉人和越人的种姓差异，缓解彼此之间的生活文化隔阂，赵氏王室带头与越人通婚。《史记·南越列传》中有明确记载，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早年娶揭阳越女橙氏为妻，生子建德。此外，据现代考古发现，赵佗的孙子、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其“卫夫人”赵蓝有可能是越女，从夫姓。《汉书·西粤传》记载，丞相吕嘉的宗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指的是吕氏宗族与赵氏王室频频通婚。在赵氏王室和吕氏宗族的表率之下，南越国中汉越通婚的现象渐趋普遍。先前征越留戍的数十万秦兵以及随军入越的大批“中县人”，纷纷与驻地的越族人联姻，百越部落的人也不再对中原人产生排斥，汉人和越人之间终至血肉相连，融为一体。
在“从俗”方面，赵佗采取同其习俗、良从恶禁的对应之策。关于南越族在中原人眼中显得尤为怪异的风俗习惯，《史记》《汉书》《淮南子》等史志屡屡提到断发文身、凿齿拔牙、椎髻箕踞、喜食蛇蚌、迷信鸡卜、干栏巢居等，这些都是典型而常见的南越生活习俗。对于以上种种越人习俗，赵佗大多表示尊重，并不怎么加以约束，有些甚至公开赞成乃至以身作则。他明确提出可视场合轻重与越族“同其习俗”，带头尊重、遵从越人的风俗习惯，甚至不惜将中原的“冠带之制”弃之一旁，穿戴越人服饰，行使越人礼仪，并屡屡以“蛮夷大长老”自居。最显著的一次，是汉朝使臣陆贾初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就以“魋髻箕踞”的越人长老模样现身接见。
当然，遵从并不等于盲从，而是有限度的，赵佗采用的原则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对于越人的一些不良习俗，明确加以阻止和引导，较为恶劣的则明令禁止根除。例如，越人“好相攻击”的习俗，这是由原始社会而延伸的部落争斗或宗族之间血亲复仇的残存风气，也是其时岭南社会发展比较愚昧落后的表现。这种习俗有碍于安宁安定，不利于开发生产，因此，赵佗断然禁止，明令各级地方官员引导监督，如有再发生则严重处罚。
最后，在岭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上，赵佗推行重农政策，倡导垦辟方针，大力提升农业生产力，充分发掘土地资源。他积极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广泛引进铁器、牛羊、车马等，让南迁而来的中原人，向越人传授农具使用技术、耕作技术和制造技术，指导越人开荒辟田、凿井通渠、兴修水利、制造工具，这些都对改变岭南地区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农业经济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基本上还处在“刀耕火种”“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耕作状态，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的石器，直到战国时期楚国军队进入岭南时才带来了铁器，但数量极少，使用范围更是有限。南越人与铁器的真正接触，是在秦朝统一岭南之后，跟随任嚣、赵佗大军而来的那批本就为了谪戍留守、注定有来无回的罪人流民，以及后来陆续迁徙而来的中原人，带来了大量的铁制工具，以农具和手工具为主，包括锄、锸、铲、镰、斧、凿、锤、刀，等等。他们一来就用这些工具开荒垦田，大展拳脚，使对这些物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越人目瞪口呆。铁器的推广和使用，加上牛耕的出现，使岭南地区原本极为落后的耕作状态迅速改观，生产力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提升，农业生产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代考古发掘显示，岭南地区的先秦考古几乎没有发现过铁器，但在广东广州、韶关和广西平乐、贵港等地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却发现了不少铁制生产工具和其他用具，特别是在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发现了大批铁制工具、农具和其他用具。
岭南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先前比较单一，以水稻种植占绝大多数。南越国时期，随着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和耕作技术的进步，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利用。不光水稻种植面积日益扩大，其他一些作物，如黍、粟、菽、薏米、芋、大麻子等也出现于田地之间，反映出粮食作物的种类多样与农业耕作的繁盛丰收。与此同时，南越国的苗圃业也开始走向兴盛，出现了不少人工培植的瓜果，如柑橘、桃、李、荔枝、龙眼、橄榄、乌榄、人面子、甜瓜、木瓜、黄瓜、葫芦、梅、杨梅、酸枣等，由此奠定了岭南佳果千载以来的美名。尤其是荔枝，自古以来就享有盛誉，备受人们喜爱，成为不可替代的水果珍品。据汉代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赵佗“奉诏汉室”之后，向汉天子“岁修职贡”，进献的岭南珍宝就曾包括荔枝、龙眼在内。
南越之地江河纵横，溪泉密布，到处都是水，对水的治理和利用尤为重要，一方面，要提防江河之水滥觞，损坏农田房屋；另一方面，要对水流和水源进行疏导分别，以利灌溉或饮用、使用。赵佗采取的是凿井通渠、拦水筑堤的方法。为了方便灌溉，改善民生，他令人在南越国各个地方开掘、修筑了众多水井；又疏通、改造了不少河渠，在河渠上建造“水关”（水闸），控制、调节水量及流向。至今在龙川、广州仍然保留着赵佗所开凿的越王井。另据近年考古发掘，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一带，还发现了多口南越国时期的水井。唐代龙川人韦昌明在《越井记》中称龙川越王井“井周围为二丈许，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其源出嶅山，泉极清洌，味甘而香”；北宋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广州越王井“深百尺，云是赵佗所凿。诸井咸卤，惟此井甘泉，可以煮茶”。
南越国时期的水利工程，达到了较为先进的水平。2000年，广州发现了一处古老的“水关”遗址，经发掘考证为南越国留下的排汲水工程遗存，水闸埋在距今地表约4米之内，分引水渠、闸室和出水渠三部分。整座水闸在建材的选择、地基的松软处置、技术线路、泄流、闸室稳定的处理以及总体布置上，都与现代的建闸标准和要求相符。这座水闸，被认为是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处木构水闸遗址。
大兴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之余，赵佗又开展了手工业和制造业，进行冶铁、铸铜、丝织生产以及制作陶瓷、漆器、玉器等。1977年和1983年，广西贵港罗泊湾1号南越墓及广州南越王墓分别出土了200多件铜器与500多件铜铁器，是南越国青铜冶铸技术最高水平的代表。1995年，广州开始发掘南越国宫署遗址，除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砖石、瓦筒、柱栏等之外，还有很多铁斧、铁凿、陶罐、钱币、铜器、漆器、玉器、银器、丝织物、玻璃制品等，包括生产制造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所有这些，均证实南越国时期的冶铸业、制造业、纺织业已有较大发展，已具有一定水平的锻造、制作、工艺技术，使用铜铁器、金银器以及玉器、陶器、漆器、丝织物等也已相当普遍。
此外，赵佗还设置“关市”，实行商品交换，发展商业贸易，开通了与周边地区、中原地区乃至海外地区的商业往来。汉室初期，朝廷采用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然而赵佗治下的南越国，却实现了由交换到交易的商业兴起。先是土著越人发现中原士兵使用的铁斧、铁凿、铁锹、铁锄等工具可以提高耕作能力，感到新奇，不惜拿出谷米、山货、翠鸟、孔雀等物品来交换，另外在越人各部族之间以物易物的习惯早已有之。鉴于这样的情况，南越王廷索性在边关开辟“关市”，设立专门机构，集中进行中转，主要方法是把从土著居民手中交换来的山货草药、禽鸟珠贝、象牙犀角等集中到关市，与中原来的商人交易，然后购买大批的牛、羊、马、铜铁工具、器皿等，再用这些货物与土著居民交换，形成一个循环往复、连绵不断的商品交易渠道。
有证据显示，南越国时期已形成海上交通线路及进行海外贸易，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镂空铜熏炉、象牙、犀角、乳香、琥珀、圆形银盒等，广州南越国墓葬中也发现有铜熏炉、陶熏炉、陶象牙和陶犀角模型，说明当时已有象牙、犀角等从海路输入。这些都是南越国与海外通商贸易的有力物证。文物出版社《西汉南越王墓》一书中引用了《汉书·地理志》有关汉王朝与东南亚和印度海上通道的记载，指出“从南越墓出土的有关海外实物资料的原产地看，这条南海交通航线很可能在南越国时期就已经开辟了”。
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赵佗又致力于语言、教育方面的统一，促使南越国在文化、礼乐制度上积极汉化，如推广汉字汉语、推广中原礼制文明、推行中原度量衡制、仿汉制实行纪年等。南越国推行的教育，从推广汉字汉语开始，逐渐灌输诗书典籍、礼乐典章，直至实行文明共通。越南历史学家黎崱在《安南志略》中称，“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明代岭南学者黄佐在《广东通志》中称，自从赵佗治越“冠履聘聚，华风日兴，入汉以后，学校渐弘”；明末清初岭南大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粤记》中，更是将赵佗视作岭南人文文化的开创者，称“广东之文始尉佗”。
秦朝时，数十万官兵、谪民从入越到留居下来，与当地原住民语言不通。秦人讲中原雅语，越人讲土著越语，形成极大的交流障碍。要与岭南人和睦相处，首先要过语言关。有研究发现，广府地区的粤语，并非古代的越人音而是中原音，其实就是由秦朝大军带来的中原雅语。任嚣、赵佗入主岭南之后，强力推行秦王朝的“书同文”政策，使中原雅语成为统一交流的语言，这就是粤语的发端。同时，广府地区的粤语又融有部分古越人音，这是古代中原人和越人在长期的语言交流中形成的，有些至今仍可找到踪迹。例如，今天南方各地中，有大量含“浦”“步”“埠”这样的地名，浦是两广一带对水边或河流入海地方的称呼，步、埠相通，是渡口、码头的意思，这与越人常以舟楫出入很有关系。历经两千多年的变化发展，今天的粤语仍然保留着某些古代汉语言的特色。
兴办学校而让越人读书识字，学习礼乐典章，接受伦理道德教育，正是赵佗对岭南文化的推动举措，由此南越“渐见礼化”。南越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仅发现过一些类似标记的符号图形，刻画草率，形象简单，没有什么规律性。先秦时期，汉字已零星传到岭南，秦朝统一岭南后，开始慢慢推广汉字，到南越国时期展开了普及传播，汉字成为官方文字并流行起来。岭南地区的百越部族，很早就使用了汉文，与南越国时期普遍进行的教育密不可分。现代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已有不少书写有汉文字的器物，如广西贵港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上面写有汉字竟达372个。再综合其他考古材料，可以认为那时汉字应用的范围已十分广泛。汉字和汉语的通行，使得南越地区的文化水准迅速提高，是岭南地区由落后状态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中原文化的促进影响之下，岭南地区自己的文化艺术，也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独特的音乐、舞蹈、装饰、壁画等艺术形式，迸发出灿烂的光辉。南越民族本身就能歌善舞，西汉文学家刘向在其著作《说苑·善说篇》中记载了一首《越人歌》，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位越人船夫自作自唱。现代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已有钟、磬、鼓、琴、瑟、笛等各种乐器，并设有主管音乐的乐府，南越王室及民间都跳“越式舞”。南越国制作的各类器物、丝织品上有南方百越族的几何形纹饰和其他装饰图案，广州南越王墓的石壁、室顶有颜料勾勒的壁画，广西明江和左江流域有达70多处的岩画……这些，都可以从各个地方出土的文物得到证实，说明南越国时期的艺术已具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并且已表现出具有地方和民族风格的特点，又体现出汉越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对今天异质独具的岭南文化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
（刊载于《广州文艺》2022年第10期）
安石榴，闲居者，写作者，自号南风台主人。已入知天命之年，出诗文集十余部。
《广州文艺》2022年第12期目录
粤港澳大湾区小说专号
后浪起珠江
六鹢退飞／王 文（澳门）
【评论】时间迷宫里的哲思／曹 霞
小 说
寻找阿波罗／梁宝星（广州）
双玉鱼／陈再见（深圳）
大 禹／路 魆（肇庆）
骑白马的舅舅／严 泽（东莞）
盂兰记／邵 栋 （香港）
散 文
广东散文专辑
失踪的山羊／詹谷丰（东莞）
台风过境／张慧谋（茂名）
飘过四季的香／陈小虎（深圳）
生而为桑／周齐林（东莞）
快乐与遗忘／聂小雨（广州）
靠近深圳河／王国华（深圳）
传家宝／林 烁（潮州）
诗 歌
广东诗人专辑
杨 克（广州） 世 宾（广州） 黄礼孩（广州）
郑小琼（广州） 老 刀（广州） 浪 子（广州）
黄金明（广州） 苏一刀（广州） 杜绿绿（广州）
林馥娜（广州） 越 槟（广州） 林 瀚（广州）
阮雪芳（深圳） 远 人（深圳） 卢卫平（珠海）
张 况（佛山） 倮 倮（中山） 蒋 楠（东莞）
吴迪安（江门） 游子衿（梅州） 丫 丫（潮州）
余史炎（潮州） 邓醒群（河源）
新南方论坛
栏目主持人：蒋述卓 唐诗人
倾听新南方的潮声／蒋述卓
“新南方写作”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张燕玲
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杨庆祥
封面 ｜ 刘 仑 木刻 《前线军民》
封二 ｜ 秦 牧 《愤怒的海》
封三 ｜ 李德南 悦读
来源 | 广州文艺
核校 | 文文
审定 | 汐汐
“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大展”线上展厅
推荐阅读
广州文艺百家
大师下午茶/大师艺术课
南国文艺新力量
颂歌献给党
学党史 传经典 推新作
文艺百年 · 信仰之美
广州文艺百年大展电视片
广州文艺百年百图
文艺战“疫”
最文艺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