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夏朝第四篇夏代考古的文献解析
第十章新砦期文化是夏启兼容并蓄东方创造的文明成果
——新砦期文化泯灭于东夷的崛起，没有发展成为夏朝的主流文化
作者|黄饮冰
内容提示
一、考察夏朝文明，我们会发现以下现象
二、帝启之都（东下冯遗址）和帝启之居（新砦遗址）
三、新砦遗址的考古材料（查询于网络）
四、新砦兽面纹和夔龙纹可以组成一条完整的龙，即新砦龙
五、石峁城的石雕龙的形象，新砦城的陶龙编合龙形象，二里头龙的形象，说明龙的形象在有夏一代是一脉相承的
六、夏启陟，新砦失
1、石峁城之“鹰”演变成了新砦之“翳”
2、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的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可能是龙凤图，凤也是东方的鸟崇拜之一，其含义就是“夏启陟，新砦失”
3、东方文明因素出现在新砦，并不表明东夷的出现，而是夏启对古老东方早期文明中的“日鸟崇拜”兼容并蓄的结果，夏启跟五帝一样，对东方有效行使着统治权
七、花地嘴遗址、东赵遗址等新砦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新砦期”是真实存在的。以新砦为指挥部的夏启东方防线，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立体存在。新砦是夏启承旧启新，开创新文化之地，夏启开创的新文化就是“新砦期文化”
1、以牙璋为线索，可以把石峁遗址（石峁期）、花地嘴遗址（新砦期）、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期）贯穿在一起，可以证明石峁期、新砦期的创立者是夏启，也可以证明夏朝历史的延续性
2、东赵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砦期文化并非个体存在、新砦期文化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承上启下关系和龙山文化晚期、夏朝时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历史的连续性
3、夏启承旧启新，兼容并蓄，在新砦城开创新文化。夏启开创的新文化就是“新砦期文化”
中心词 新砦 新砦龙 新砦期
正文：
夏朝，是在历经三皇五帝时代的文明累积的基础上创立的广域王朝，是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的新时代。也就是说，夏朝，是中国上古诸文明走向统一的结果。
一、考察夏朝文明，我们会发现以下现象
1、在新砦遗址，下层是龙山文化晚期，中层是新砦期文化，上层是二里头文化。其文明发展逻辑是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在东下冯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文明发展的逻辑是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
2、“新砦类遗存”集中见于 今郑州地区， 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呈现明显的地域性；二里头遗址几乎覆盖古代的中原地区，向南到达湖北，显现明显的广域性。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网络图）
3、新砦文化，有东方文明因素存在。二里头文化，没有东方文明因素存在。
对于这三个现象，我的解释是：新砦期文化是夏启并蓄东方创造的文明成果。新砦期文化泯灭于东夷的崛起，没有发展成夏朝的主流文化。夏朝的主流文化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在龙山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开创的，二里头文化最早萌发于东下冯遗址，因为最早发现于二里头，所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遗址，就是夏都安邑。帝禹登帝位，遵从帝尧帝舜惯例，以冀都平阳为都城，帝禹设居于安邑，因安邑“金雨”，再设居于晋阳。冀都平阳在“启干伯益”的争帝战争中被捣毁，所以帝启在冀都设夏都于安邑，以示夏朝承接帝禹的天命而建立。
二、帝启之都（东下冯遗址）和帝启之居（新砦遗址）
关于夏启出生和活动的地方，史籍记载很多，历代学者也早做过详细的考证。我认为，夏启自己也有一个成长成帝启的经历。夏启的出生地，有可能在母族涂山氏地域；夏启的生活地，可能在帝禹的封国（夏国）；帝禹也给予夏启很大的权力，会赐封夏启土地和人口，让夏启成为二级权力的拥有者，这个地方，就是石峁地区，夏启重建了石峁城，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体系，所以石峁城是夏启封国之都；帝禹陟，夏启诛杀或者驱逐了在冀都平阳摄政的伯益，登帝位成为帝启。因为夏启承接的是帝禹的帝位，所以重新设立都城于安邑。
根据尧舜禹三帝惯例，夏启也不能独专天下，就要设立帝启之居。
新砦遗址的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所说的“夏启之居”的地望，新砦城址的始建年代也在夏朝早期年代范围之内，遗物的规格说明它本身具有王都（居）的性质；最重要的是，夏启诛杀或者驱逐的伯益，是帝禹确定的帝位合法继承人，而伯益是东方族群的代表人物。帝启就有收服或者重整东方人心的历史任务。所以帝启设居，会选择临近东方。新砦城正好满足帝启的政治需要。所以帝启之居在黄台（新砦古城遗址）。
夏代在河南主要遗址位置示意图
三、新砦遗址的考古材料（查询于网络）
新砦遗址是能够证明夏朝存在的关键性遗址，是夏朝早期族群聚邑的典型中心之一。在龙山时代和夏时代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这个古城遗址经考古发现于新砦，故得名为“新砦古城”。考古发掘初步确定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墙和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整个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
新砦城址内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做工精美。不仅有制作精美的陶器如子母口瓮、簋形豆、双腹豆、猪首形盖钮等，还出土有玉凿、红铜容器等高规格遗物以及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纹饰相类似的兽面纹、雕刻精细的夔龙纹等，反映出这一遗址的聚邑性质。
新砦陶器盖上的龙纹（网络图）
与前述兽面纹器盖出土地点相隔不远处的一条沟内，还出土了一块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其特殊之处在于装饰有一周线条优美的连续图案，虽因过于残破的不辨首尾，但无疑表现的是动态的龙纹。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
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的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网络图）
新砦-猪首型器盖（网络图）
新砦出土的彩绘陶鸟，就是“翳”（网络图）
新砦-双腹豆（网络图）
新砦期陶鼎（网络图）
四、新砦兽面纹和夔龙纹可以组成一条完整的龙，即新砦龙
左为龙头，右为龙身，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条龙
新砦龙残片龙头龙身编合图
五、石峁城的石雕龙的形象，新砦城的陶龙编合龙形象，二里头龙的形象，说明龙的形象在有夏一代是一脉相承的
石峁时期的龙造型
新砦龙残片龙头龙身编合图
二里头时期龙的造型
六、夏启陟，新砦失
1、石峁城之“鹰”演变成了新砦之“翳”
石峁城的陶鹰与新砦城的陶鸟
石峁城的陶鹰与新砦城的陶鸟看新砦遗址的东方文明因素，这个东方文明因素是东方古老的“日鸟崇拜”，不是东夷的鸟崇拜。在五帝及夏朝早期，东夷还没有生成，五帝及夏朝早期对东方的统治实质有效。新砦城的东方文明因素，是夏启兼容并蓄东方开创新文化的证据。
对于新砦出土的彩陶鸟，我在《“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的帝启非古埃及法老》一文中说过，此鸟就是帝启所操的“翳”。这个鸟“翳”，就是东方文明因素在新砦的表现。
2、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的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可能是龙凤图，凤也是东方的鸟崇拜之一，其含义就是“夏启陟，新砦失”
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的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网络图），仔细分析的话，其内涵是很丰富的。我初步观察，发现这个被称为夔龙的残片上，实际上有三个图案的残痕：其上为凤爪，中间是呈蛇形的龙身，其下是凤头。所以这个残片可能是龙凤图。“凤”就是东方文明因素在新砦的表现。夔龙纹残片中，凤爪呈现“抓捕”蛇龙的景象，这个应该是夏启陟后，夏朝和东夷关系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东夷气盛，表达的就是夏启陟、东夷漫卷新砦。
具体见下图所示：
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的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网络图）注释图
3、东方文明因素出现在新砦，并不表明东夷的出现，而是夏启对古老东方早期文明中的“日鸟崇拜”兼容并蓄的结果，夏启跟五帝一样，对东方有效行使着统治权
在《帝启都河东（安邑），别居黄台（新砦）》一文中，我论述过：夏代早期无东夷。
夏启抢夺伯益的继承人地位，动摇了黄帝到尧舜禹时代华夏大一统的局面，埋下了东华（夷）西夏分裂的种子。但在帝启时期，夏启依靠自身的武力和帝禹的功德基本维持了华夏大一统的局面。夏启建立新砦古城，也有威慑和瓦解东方伯益体系的意图，确保了分裂的种子没有生根发芽。
斟鄩、斟灌、寒国、莱位置图
到太康失国，东夷西夏的分裂局面才现端倪。到帝相时期，史书上才出现“夷”（东夷）的记载。所以说夏朝的统治不及上古中国的东部地区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夏朝斟鄩、斟灌、寒国均设立于东方，与莱夷相邻，就证明至少在帝启的时代，夏朝对东方实行有效的统治。
东夷的出现，在考古上对应的是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的生成。岳石文化生成前，把东方归属于东夷是错误的，因为早期的东方（公元前2500年前），是“日鸟崇拜”群体，而东夷是鸟崇拜群体，日鸟崇拜族群与后来生成的东夷族群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族群。日鸟崇拜群体，包括太昊群体（鸟背日）、少昊群体（鸟中日）、帝俊群体（日中鸟）、扈群体（双鸟护日），在公元前2500年均归于黄帝一统。而东夷族群，是夏朝时期统一的华夏族群分裂的结果。
在夏代早期，夏后氏的分氏族如斟鄩、斟灌早期都立国于山东潍坊。在寒浞纂夏期间，斟鄩、斟灌才被寒浞（zhuo）灭国。我们没有理由把东部地区视作一个统一的政权或朝代与夏朝对峙，因为东部地区从伯益以后，就没有中心人物，也就没有中心政权，东部四分五裂，而且与夏朝的关系是“时叛时服”，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朝代与夏朝并列呢？从殷商对东夷毫无情感的征伐来看，殷商本身不属于东夷，夏时期的殷商是夏朝的一个属国。
时叛时附的东方诸族群，会给早期的夏朝带来不安宁。夏朝就要在东方建立防线，这就有建立防御性的工程的必要了。所以新砦遗址不仅有城墙，而且是三重建设。
对新砦遗址与东方族群关系紧张的推论，在新砦遗址是有证据的。新砦遗址遗址的东方文化因素和二里头文化因素，可以说明：一是夏启建立的新砦城，整合融汇了东方文明要素，起到了兼容东方族群的目的；二是也可以证明东方曾经控制过新砦，后又被夏朝收复（新砦上层的二里头文化层可以证明）。
新砦对于夏启，是夏启之居；对于太康，可能是引起太康失国的原因。太康离开太康之居鄩城，我认为是要去驱逐占据新砦古城的东方人，这就给予摄政王后羿居都城安邑而自立的机会。太康没有做到收复安邑，所以畋猎于有洛（古河南），夏五子及太康开启了古河南的二里头文化；对于少康，要恢复夏朝的统治必定要攻克被东方人控制的新砦、收复被后羿寒浞霸占的夏都安邑，古河南的二里头文化抵达新砦并覆盖新砦文化，可能预示的就是少康复国。
有穷氏后羿，是因“夏民而行夏政”，这个记载可以从夏县东下冯遗址依然是二里头文化所证明，故后羿寒浞控制的是冀都之域的安邑，而非新砦古城。
作为夏朝最可靠之属国，斟鄩、斟灌也被寒浞灭亡，这是寒浞杀后羿而篡夏的结果。斟鄩、斟灌本在今山东潍坊一带，被灭后斟鄩向西迁徙，或者在今巩县建立鄩城。斟灌向南迁徙，或者在黄陂建立盘龙城，最后一支进入了天幕山，形成了江南湛氏。
七、花地嘴遗址、东赵遗址等新砦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新砦期”是真实存在的。以新砦为指挥部的夏启东方防线，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立体存在。新砦是夏启承旧启新，开创新文化之地，夏启开创的新文化就是“新砦期文化”
1、以牙璋为线索，可以把石峁遗址（石峁期）、花地嘴遗址（新砦期）、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期）贯穿在一起，可以证明石峁期、新砦期的创立者是夏启，也可以证明夏朝历史的延续性
花地嘴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站街镇北瑶湾村村南的较为平坦的台地上，是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遗址。遗址中现存“新砦期”时期遗存的面积约35万平方米左右，共发现重要遗迹有：环壕、祭祀坑、房址、灰坑及陶窑。出土有骨、石、蚌器、陶器、玉器、朱砂绘陶礼器、诸多动物骨骼及农作物颗粒。
花地嘴遗址，证明了新砦期，郑州地区不仅仅只有新砦遗址存在。特别是花地嘴出土的墨玉牙璋，把石峁城跟新砦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明石峁墨玉文化因素传递到来新砦期，证明了新砦期与石峁期的文明联系，这就为夏启从石峁到新砦的假说做了备注。
牙璋，是夏启的权器。所以石峁期、新砦期的创立者，都是夏启。
以牙璋为线索，可以把石峁遗址（石峁期）、花地嘴遗址（新砦期）、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期）贯穿在一起，证明了夏朝历史的延续性。
石峁古城牙璋。图来自网络
花地嘴墨玉牙璋（新砦期）图来自网络
二里头牙璋。图来自网络
2、东赵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砦期文化并非个体存在、新砦期文化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承上启下关系和龙山文化晚期、夏朝时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历史的连续性
东赵遗址是考古发现的郑州地区的夏代城墙遗址，位于河南郑州西郊的高新区沟赵乡赵村(东赵)南、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西北，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迄今为止已有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等重大发现。
在发现新砦古城的时候，由于新砦古城文化是孤立文化，新砦文化的承接性并不被学界承认。东赵遗址的发现，证实在河南郑州地区，的确存在一个前承龙山文化晚期、后接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文化”。
东赵遗址发现新砦期、二里头时期、东周时期三座城址，另有西周早期大型建筑基址等文化遗存，证明了夏商周时期历史是连续的。
东赵遗址的夏代遗存从早期到晚期一直存在，而且都发现了城址，说明此地在夏代非常重要。这个重要性怎么解释和定位呢？相对于二里头遗址具有宫殿、青铜礼器、玉器等都邑性建气象来说，东赵遗址虽然有城，但是青铜礼器、玉器比较少，等级不是太高，它的作用应该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东赵、大师古、望京楼等夏代城址都在二里头都邑的东方，呈扇形拱卫态势，说明东赵遗址跟大师古遗址、望京楼遗址都是夏王朝为了防范来自东方的族群的侵扰而建立的城防。作为城防，在夏启时期新砦城是夏启东方防线的指挥中心，也就是夏启之居；东赵城是夏启东方防线的卫城之一。夏启之后，新砦城被放弃，防线的指挥中心转移到了东赵城，所以东赵城到夏代晚期依然存在。由于东赵城的战略位置凸显，商周两朝依然继续经营东赵城。
3、夏启承旧启新，兼容并蓄，在新砦城开创新文化。夏启开创的新文化就是“新砦期文化”
夏朝早期是脱胎于龙山文化晚期的，这与五帝到夏启的历史承接的本相是一致的，夏启就是以“禹绩”为正统性接替大禹的帝位。所以从大禹到夏启，旧文化延续下来了，新文化在夏启居新砦时期开始创建。
夏启继位，西方把不服表现出来了，夏启以武力解决了西方的有扈氏，从而平定了西方反对势力。而东方的伯益（费伯益）本身是大禹确立的帝位继承人，被夏启所废，这件事造就了东方势力与夏启的裂痕。夏启当然知道分裂的种子已经种下，所以为威慑东方和重拾东方人心，夏启在“有夏之居”（河洛）的东线，即郑州、开封一带，设立了多个军事重镇。这些重镇中，新砦古城遗址的建设的特色都具备“三重防卫”。这种三重防卫特色，在双槐树古城遗址和石峁古城遗址都可以见到。对于石峁古城，我一直就认为是夏鲧所建，大禹所毁，夏启再建。所以新砦古城遗址的建设者是夏启。新砦古城是夏启之居，也就是东部防线的指挥中心。
新砦古城的年代，2008年认为参考时代为公元前2050~前1750年。公元前2050~前1750年的年代，正好上承虞舜夏禹，下接二里头文化。前面说了，根据《竹书纪年》推算，夏启于公元前1978年登帝位。所以新砦期的出现，与夏启有关，是夏启承旧启新、兼容并蓄开创新文化的结果。
八、新砦期文化泯灭于东夷的崛起，没有发展成为夏朝的主流文化
从考古上的看，以岳石文化为标志，在公元前1900年，东夷就已经生成，但是没有被早期的夏朝称为“东夷”。
公元前1962年，夏启陟，葬安邑。东夷与夏朝的矛盾终于爆发，新砦古城在夏太康登帝位期间，被东夷人攻占。新砦古城的东方文化的痕迹，也可以说明新砦城被东夷人侵占。所以我认为新砦期文化泯灭于东夷的崛起，没有发展成为夏朝主流文化。
东夷占领新砦城是东夷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帝太康离开太康之居斟鄩城（巩县鄩城）的真正原因。帝太康离开鄩城的目的是收复新砦城，重新建立新砦防线。在帝太康收服新砦之战没有成功的时候，夏都安邑发生事变，摄政的后羿在夏都安邑发动政变，把持夏政，并占领太康之居鄩城、陈兵距太康于南河，太康既回不去鄩城，又回不去安邑，只能“畋猎于有洛之表”，也就是在伊洛转悠。夏五子也被后羿驱逐出安邑，流亡到洛汭。在周朝所称的“有夏之居”，东下冯二里头文化南移伊洛，二里头文化在伊洛流域的二里头崛起。经少康复国，二里头文化发展成为夏朝主流文化。
黄饮冰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夜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