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把个别杰出人物夸大为主宰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就是所谓的英雄史观。古代封建社会皇帝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并没有到一个人主宰历史的地步。因此王朝的兴衰荣辱不仅仅是因为皇帝个人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的原因。安史之乱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安禄山和李隆基两人只是决定了矛盾爆发的时间及规模，即时没有安禄山也会有李禄山、王禄山。现阶段史学家把藩镇做大列为安史之乱的主因，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藩镇做大的现象？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唐朝兵制的改变，府兵制的崩溃以及城傍制的巅峰，两者相交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唐朝府兵制的发展历程
陈寅格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到：“府兵之制起于西魏大统，废于唐之天宝。”西魏宇文泰为了抗衡东魏，在原本府户的基础上加以改良，收编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在关中的鲜卑人编为六军，随后不断收编关陇地区的乡兵，并且选拔当地豪望为乡帅。最后形成了以八柱国、十二将军、二十四开府为核心的府兵组织系统。最初府兵制是胡人当兵、汉人务农，而府兵全家可以免除徭役。隋文帝时期下令府兵全家都要受田耕作，破除了原本胡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这一改革措施使农业户口大增，农业飞速发展。
唐朝初期正是天下大乱时，唐高祖通过封爵、名声、金银等赏赐吸引了不少为国建功之人，李世民打天下靠的基本都是招募或者投降过来的人。但是当唐朝坐稳江山时，统治阶层就开始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贞观时期李世民改革兵制，府兵制才迎来巅峰。李世民改统军府为折冲府，并且将折冲府分布至全国各地，最高时有六百多府。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到了宇文泰为融合关陇地区的胡汉民族采用关中本位政策，而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武则天时期。李世民同样践行了此政策，不仅在用人上面偏向关中人士，在军事布局方面也偏向于关中地区。全国一共有六百多折冲府，仅关中就有二百八十多折冲府，占全国折冲府近一半，后人将这种行为称为“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
隋末导致大量人口减员，所以唐朝有大量土地奖赏，因此唐朝初期兵募主要是自愿征发，史载“财均者取富，力均者取强，财力又均取多丁”。当兵的回报非常高，因此形成了一些“当兵专业户”。唐高宗时期有诗人写诗道：“宁为百夫长（基层军官），不作一书生”，可见当时的人对当兵还是非常向往的。但是在高宗之后，府兵制开始走向崩溃。唐朝初期经过贞观之治、永徽之治人口急剧增长，而且土地兼并也导致耕地越来越少。府兵制本身就是立足于均田制，当兵不能再获得土地，而且因为上层的腐败导致当兵的回报越来越低，百姓们也就不再向往当兵。
唐军先败于青海大非川，后续李敬玄率领的十八万唐军败于吐蕃，武则天筹措的三十万大军两次败于硖石谷，很显然曾经为唐朝开疆拓土的府兵不能继续履行开疆拓土的任务了，甚至都连守卫国土都已经是勉强胜任了。李世民四处开疆拓土消耗了部分府兵，而之后唐高宗为了维持李世民的基业又消耗了大量府兵，开元盛世时府兵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主要军事力量也来源于城傍制。府兵制从原本世人向往到世人厌之，唐王朝强行征兵更是导致：“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最终天宝八年时折冲府无兵可交，府兵制就此走向消亡。府兵制起于西魏，至唐朝时期进入巅峰时期，而唐高祖之后开始急剧衰弱，到天宝年间已经崩溃并且开始走向灭亡。
城傍制的发展历程
唐朝的军事能力与国家经济能力是不匹配的，简单来说唐朝的财政养不起这么多的兵。唐朝无论是经济、人口都不如隋朝，但是军事力量却要远超隋朝，这种情况放在整个古代乃至整个世界史都不常见。为什么唐朝能养这么多兵？城傍制是我们破解这个问题的主要突破口。遗憾的是历史留下的史料太少，而后世研究方向又不倾向于城傍制，导致城傍制的知名度要小很多。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城傍制对唐朝来言非常重要，唐朝统一天下、安史之乱、唐末混战，这些都和城傍制有关。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此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洲名为羁縻之。
历史明确记载了唐朝时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安置于军镇旁边，但是仍旧保持其部落编制，和平时期放牧并且从事农耕，战争时期要自带装备随军出征，每年需要交微不足道的税费。要知道府兵制需要朝廷每年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城傍制根本没有军费开支，而且少数民族本身骑射水平非常高，只要稍加训练就能拉出一支战斗力极高的部队，最关键的是自带马匹装备。凭借廉价的城傍兵，盛唐开始大肆扩张。《令集》中多次同时记载汉兵和骁勇健儿，很明显骁勇健儿不是汉兵，而这两个种族部队就代表着两种不同兵制，前者汉兵属于府兵制而后者属于城傍制。《通鉴》记载天宝年间北庭部队总人数为2万人，瀚海军12000人，天山军5000，伊吾军3000，可见府兵占据的比重非常小。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城傍制的优势是军队十分廉价，但是劣势就是不好掌握。城傍军不管是从族群文化、组织结构、思想教育上都很难控制，是阻碍中央集权的毒瘤，是地方做大的直接原因。自唐高宗开始，唐朝开始发展城傍制，到天宝年间时城傍制进入了巅峰时期。直到唐末藩镇混战导致胡人大量减员，而剩下的胡人也通过长期胡汉杂居而融入农耕民族，城傍制才逐渐消失。
两者对王朝的影响
府兵制越强中央集权越强，城傍制越强地方藩镇越强，而两者之间的相交点就是矛盾的爆发点，如图所示。
城傍制发展越强，地方越强；府兵制越强，朝廷越强。朝廷强过地方，那么安安稳稳，开创盛唐局面。但是随着府兵制的衰弱朝廷也在衰弱，而城傍制的发展壮大了地方，一旦实力到一个交汇点，那么矛盾就会爆发。也许这个矛盾不叫安史之乱，但是这个矛盾是必然的，除非府兵制占领上风，朝廷能死死压制地方。但是均田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的衰败，这一点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天宝年间朝廷掌握的兵马才六万，而安禄山掌握了十八万的兵马，地方强过朝廷，矛盾在所难免。
城傍制从一诞生就是一个毒瘤，用的好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长久如此势必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最终就是矛盾爆发。要么朝廷切掉毒瘤，继续统治天下；要么地方颠覆朝廷，然后周而复始。这个恶果是唐朝亲手埋下，既然决定以此为始，那就要最好以此为终的打算。安史之乱以及节度使做大，不过是城傍制的反噬。后世把罪归结到安禄山和李隆基的身上，这样未免也有些片面，大厦将倾个人再怎么努力也只不过是徒劳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