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乐小窝 值得一看 李世民与李承乾之间政见不同,贞观十年后李世民逐步萌发废立之心

李世民与李承乾之间政见不同,贞观十年后李世民逐步萌发废立之心

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619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626年)十月,唐太宗根据皇位世袭嫡长子制原则,立承乾为皇太子,时年八岁。父皇的用心培养与李承乾的堕落幼年的李承乾以聪明

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619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626年)十月,唐太宗根据皇位世袭嫡长子制原则,立承乾为皇太子,时年八岁。

父皇的用心培养与李承乾的堕落

幼年的李承乾以聪明、敏惠获得唐太宗的喜爱。贞观四年(630年)七月,唐太宗选择年高望重的李绍为太子少师。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上以需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师教严肃,“每谈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当时年仅十二岁的李承乾“未尝不耸然礼敬。”

唐太宗对李承乾能虚心接受师教表示满意,为了进一步培养他的办事能力,于同年五月“诏皇太子承乾宜令听讼诉”。然而,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人后缺乏乃父那样接触民间、目睹动乱的社会阅历,难免眼光短浅,识不及远。储君的无比尊贵地位、散慢的生活习性,使他染上了竞事奢侈、喜爱浸游的纨绔邪气。他不畏群贤,甚至还制造假象愚弄朝臣。当他养成了“饰非”的习性之后,反而坑害了他的政治前途。

惟有唐太宗使他感到畏惧,就尽量设法躲开父皇的严厉眼光,企图极力不让乃父知道“其迹”,当然是不可能的。当唐太宗发现了李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培养他成为一块好料的期望。

贞观五年(631年)六月,太子少师李纲病逝,唐太宗把教育的重任落到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李百药针对李承乾颇为留心典籍及爱好嬉戏的特点,他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古来储君成败之事讽谏李承乾。一个偶然的机会,唐太宗在东宫看到了《赞道斌》表示十分赏识;并派人告诉李百药,希望他善始善终地辅弼太子。李百药心领神会,加劲以渊博的学识频加讽谕,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两年后,他只得灰心离职。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又另觅名师。考虑到李承乾虽有过失,然而年轻,可塑性较大,认为只要有名师指点,总可匡正过失。于是物色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杜正伦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以不畏触犯逆鳞而闻名朝野。唐太宗想借重他的“直道”进谏,协助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共同辅佐。唐太宗还特意指出,“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心处地为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这时,李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良机,于是群小之辈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侈纵日甚”的浪荡歪道,于志宁、杜正伦的直谏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李世民

杜正伦只得向太宗作了申诉,太宗指示道:“我儿疾病,乃可事也。但全无令誉,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须来告我。”唐太宗认为李承乾的君德缺陷比之生理缺陷更为严重,这无疑是对的。然而李承乾的病足会反过来加深了他的不怀好感。

杜正伦想不负君望,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教育方针,着力弥补李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是屡次开导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得摊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冀其震惧,改过自新。哪知李承乾作表奏闻,唐太宗感到难堪,迁怒于杜正伦泄露旨意,贬为州官,以作惩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太宗对李承乾的不满。

即使经此波折,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李承乾的希望,又选中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颖达坚守谏职,“每犯颜进谏”,面折承乾。李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辞过重,孔颖达不为所胁,反而“谏诤愈切”并借承乾命撰《孝经义疏》之机,“因文见意,愈广规谏之道”,太宗闻讯,予以物质奖励,“以励承乾之意”,可是李承乾无动于衷。唐太宗只得另觅名师,贞观十二年(638年),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遂任命著名诤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

李承乾的失宠与破罐子破摔

李承乾辜负了唐太宗的殷切期望,政治上失宠了,随之父子之间的骨肉之情也趋疏远了。贞观初,太宗亲自驾临东宫,了解李承乾学业进展,贞观七年(633年)还时有相见,此后,就不见太宗行幸东宫或与之频相谈论的史载了。

唐太宗对李承乾之所以日益疏远,固然是李承乾嬉戏废学、屡教不改所致,然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父子之间的政见不同。

首先,文治与武嬉不同。

唐太宗执政以来,标榜以文治国,尊贤礼士。而李承乾毫不理解唐太宗的崇尚文治,也不懂储君守成重在守文的道理,一味嬉戏废学。

贞观十三年(639年)以来,媒戏越演越烈,发展到嗜好突厥的尚武风习:“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又襞氈为铠,……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刺击为乐。”由嬉戏而武嬉,由武嬉而乱国,说什么“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思摩”即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落的两长;“设”者,即突厥酋长部下的职称。

阿史那思摩

武德年间阿史那思摩入唐,赐姓李氏。李承乾表白自己有朝一日身为天子,却甘心屈居思摩麾下当一蕃将头领,岂不荒谬。当唐太宗以“天可汗”统率诸族君临天下时,李承乾却与乃父背道而驰,津津乐道“偃武修文”的唐太宗当然不爱武嬉乱国的李承乾作他的后继者。

其次,纳谏与拒谏不同。

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倡导纳谏,并能纳谏,也希望太子像他一样。而李承乾则不喜谏臣、不纳善言。从贞观初到被废前,谏臣如李百药、于志宁、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等等,不是被赶跑,就是关系搞得过于紧张。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在贞观七年(633年)上《谏苑》二十卷,它无非启发李承乾从善如流,李承乾置若罔闻。贞观十四年(640年),“承乾广造宫室,奢侈过度,耽好声乐”,他又上书复谏。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承乾不顾太宗多次宣布的不违农时的政策,“以务农之时,召驾士等役,不许分番,人怀怨苦”,他上书再谏,李承乾不仅“览书不悦”,而且阴遣刺客行刺。太子右庶子张玄素眼看李承乾失德被疏越演越烈,于贞观十三年(639年)警告李承乾若游猎无常,“终亏雅度”,是“败德之源”,“承乾并不能纳”。次年,张玄素上书切谏李承乾要勤见僚属,李承乾不仅厌听逆耳之言,而且还“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殆至于死。”

贞观十六年(642年),张玄素针对李承乾“败德日增”的逆境,再次苦口婆心,提醒他“如其积德不弘,何以明守成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无异是摊出了底牌。李承乾竟对太子位危的严重警告也无动于衷,还想再派刺客行刺。他甚至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唐太宗一再宣称纳谏治国,李承乾则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唐太宗不会喜欢这样的国君。

第三,亲贤与疏贤不同。

于志宁

唐太宗立国以来,思贤若渴,一旦发现贤才,必礼贤下士,这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条政治经验。李承乾则与乃父相反,正如唐太宗所指出的:“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既然不爱贤才,必然疏远正直,狎近群小之辈。贞观十四年(640年),李承乾耽情声色,疏贤更甚。其突出表现是亲近宫嫔、宠信宦官,张玄素说他“亲嬖幸,远忠良”,“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过了两年,李承乾还是劣性未改,仍然是“望苑之内,不睹贤良”。于志宁也针对李承乾令“阔官多在左右”的疏贤作法,提出不可宠信宦官的诤谏。以“赵高作奸,秦氏锤其弊”及两汉宦官参政、造成“缙绅重足,宰司屏气”的教训作为鉴戒,要求李承乾改变宦官“往来阁内,出入宫中,行路之人,咸以为怪”的现象。可见,李承乾疏贤越来越严重。既然父子对用人政见如此相戾,当然没有共同语言。

唐太宗为了巩固“贞观之治”的政治成果,必然按照自己的模式来确立合乎他理想的接班人。李承乾在文治、纳谏、用人方面不符太宗所望,也就不能维护这个成果,被疏是理所当然的。

政变被废

唐太宗对李承乾从被疏到被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是,贞观七年(633年)开始被疏,然而还没有废他之意。 贞观十年(636年)始萌废立之心。这年正月,他重新调整分封了子弟十七人为王,二月,除五人因年幼暂不徙州赴任外,其余十二人均下诏迁任诸州都督,但只有相州都督魏王李泰“不之官”,由张亮代行都督相州职权。唐太宗把李泰留在身边,就含有废立太子的用意在内。

但是,由于重臣们的坚决反对废立太子,唐太宗从贞观十年(636年)初至贞观十七年(643年)春仍然不能随意地废黜承乾。相反,有时只好重申李承乾的嫡长子地位,李承乾及其党羽对其岌岌可危的处境都很清楚。他们为了维护太子的皇位继承权,密谋对策,制订了暗杀与政变的两个应变计划。

第一步,派出刺客纥干承基谋杀魏王李泰,企图除去嗣君的争夺对手,保持太子的地位。后因此计未成,只得退而求其次,作出冒险的抉择,妄图发动宫廷政变,胁迫唐太宗放弃废立太子的决定或逼其退位。

参与李承乾密谋政变的心腹有,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其中李元昌、侯君集都受过太宗的指责,心怀怨望,他们与李承乾同病相怜,一拍即合,极力怂恿李承乾谍反。其他几人也“预其反谋”。“凡同谋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烧灰和酒饮之,暂同生死,潜谋引兵入西宫”。“西宫”即大内,为唐太宗寝宫,“潜谋引兵入西宫”,就是预谋发动宫廷政变。

然而,事与愿违,李承乾及其党羽的计谋并没有得逞,原因是中途出了岔子。齐王李祐抢先于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反于齐州,李承乾闻讯,喜形于色地对纥干承基说:“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

齐王叛乱被迅速平定,朝廷审理谋逆案件,词连纥干承基,纥干承基被传讯时供出了承乾密谋政变的情节,唐太宗立案审理,诏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孙伏伽、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组成专门法庭进行审讯,在证据确凿,即“反形已具”的情况下,构成李承乾及其党羽谋反未遂罪。汉王李元昌赐死,侯君集以下皆斩,李承乾因系太子减死为流,废为庶人,徙放黔州,两年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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