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夏朝的存在与否就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有人以考古为依据，有人以典籍为依据，但始终没有定论。有些以典籍为依据的人拿出来的书是所谓的《夏小正》。《夏小正》如果能被证明确为夏世典籍，尽管属于孤证，对于证明夏代的存在也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虽然汉以后不乏认为其是为夏典者，但现代学者，几乎没几个人认为此书成于《书·尧典》之前。以其佐证夏之朝代曾经实存，过于不足为凭了。
也就是说，夏之是否存在是另外的事情，但起码不可以《夏小正》证明之。
《夏小正》因载入戴德的《大戴礼》而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里，将其收入属于先秦古文的《记》之中，为二百一十四篇之一。
班固对于《记》之选择标准，是以为皆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而并非先秦“六经”典籍。
郑玄
稍晚于班固的郑玄，在其《月令注》中引《夏小正》，凡引“经文”，为“《夏小正》曰”；凡引传授者言，则为“说曰”。郭璞在《尔雅注》里，亦分为“《夏小正》曰”和“《夏小正传》曰”。
由以上可知，第一，《夏小正》原来“经”“传”是明确分开的。第二，《大戴礼》所收《夏小正》，亦为“经传”混同，这大约是班固将其归入《艺文志》“记”的根本原因。
汉以后，注释《夏小正》者无数；同样，注释《大戴礼》者也颇多。这使不论从北宋有了关浍单行本的《夏小正》，还是《大戴礼》中的此文，何“经”何“传”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专门有过评说。
一般认为，宋代学者傅崧卿所厘析《夏小正》“经文”颇见功夫。
那么，《夏小正》成文于何时呢？
孔丘
有五个“视角”可供参考。第一个，小戴《礼记·礼运》记孔子云：“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曰：“得夏四时之书，其书存者有《小正》。”
这是说，孔子想弄明白夏代的典籍制度，于是去了“杞”地，但没搜寻到足够证据，不过搞清楚了夏代的“四时”。郑旭说，孔子见到的夏代“四时”书中，有《小正》。《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由此可知，《夏小正》或许更应该称作《小正》。但其流传于世，在孔子之前。
第二个，从甲骨卜辞中，殷商历法概貌已可看个七七八八。尽管何为“岁首”仍有不同意见，但秋分之后的一个月是“新岁”初始，得到了大多数学者赞同。
《周易》，至晚是周族的卜筮“总则”和哲学合成，或者，还要早得多。其乾、坤两卦的爻辞，前一个讲的是从秋分始至秋分终，后一个讲的是自霜降始至秋分终。其所反映的，证实了至少在西周前期，沿用了殷商的历法的“建正”方法。
《夏小正》
有人举出《诗·豳风·七月》来作为《夏小正》为夏代文献的证据，其实恰好反了。《七月》是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短期内收获所有农作物，这正是商周历法和农作周期的实际情况。
第三个，《夏小正》云，三月“祈麦实”。所谓“祈麦实”，《月令》曰：“季春之月，乃为麦祈实。”郑玄《注》：“求其成也。”这说明，《夏小正》已经是“建寅”，就是北斗的斗柄指向“寅”为“正月”。
殷商“建子”，即十一月为“正月”，周初沿用此历，后来改为“建丑”，十二月为“正月”。
“建寅”过去曾被认为是夏代的“建正”方法。但实际上，春秋时期，才逐渐开始这样做，战国时被普遍接受。道理是，所有历法，都经历了“物候历”“观象历”和“推步历”三个阶段。商周历法，符合“观象历”的特征，“建寅”无疑更符合“推步历”特点了。比殷商还早的夏代，如《夏小正》所说采用“建寅”法，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第四个，从语言和文字学角度讲，《夏小正》通俗简明，与《尧典》等《尚书》中的比较，可知道，其必然不会出现比《尧典》等更早，反而非常与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汉代语言文字更加接近。所以，其成书必不会太早。
第五个，前面说到，《夏小正》所谓三月“祈麦实”，与《诗·七月》中所云不合。不过，其所言“风俗”却又与“豳”地相近。所以，一些学者称，《夏小正》或形成于“豳”地附近至少纬度相同地区。
《夏小正》
进一步说，《夏小正》详载诸多“物候”内容，但对于很有名的《月令》所说到的“十干”“五帝”“五神”“五行”“五祀”“五色”“十二律”等等丝毫未提，这是不是说明《夏小正》的年代更早呢？
对此，更多学者认为，这或许说明，《夏小正》并非王朝“正朔”，而确实是地域性的物候月历记载。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夏小正》没有记载更多天文观象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没从天象与王朝关系的高度来论证夏朝存在的“天理”和必然性。
这是历代王朝“正朔”的“要害”所在。
曾有学者论述过《夏小正》证明了曾有“十月太阳历”的存在。这是另一个问题，主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一观点并未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