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如雷贯耳的名字。无论是由于关羽本人曾经的各种言行所受到得的来自各方面的认可，还是《三国演义》得到广泛传播后对关羽所起到的宣传作用，都是使关羽能够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中在中国享誉盛名的重要原因，乃至成为了中国精神文化中的忠义代表。而在关羽的人生中，襄樊之战中的水淹七军无疑是其不得不提的高光时刻，也造就了自己当初威震华夏的风光。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完成南北统一就成为了历朝历代无数具有远大志向的政治家们的最大愿望。其中，虽然南方地区由于自身发展时间较为滞后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都与北方存在巨大差距，经常成为被统一的对象，但这并不代表征伐南方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整个统一过程仍然需要北方政权付出巨大努力，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困境。
而在冷兵器时代，地理环境则对南方政权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尤其长江更是被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天堑，有效阻拦了北方军队的进攻，作为本文主角的襄阳便地处长江之畔，是汉江流域的重要城市。
既然要提到襄阳的战略重要性，我们便不能不将荆州与樊城这两座城市与其一并联系起来。事实上，只有当这三者连接为一体，才能够真正发挥出足够的战略作用。当时，襄阳与樊城这两座城市隔江而立，下游则为一望无际的平原。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占据襄樊地区，那么步兵与水兵便可以同时向下游地区以一种毫无阻挡地姿态前进，这也是《钱塘遗事》中对襄樊的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以立国。”同时，江陵由于占据长江天险，再加之周围的山川之险和襄阳、武昌、夷陵的援助，它往往能够成为南方政权对抗北方政权的桥头堡和重要基地，军事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由于北方在地理环境上以平原为主，因此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聚集了大量人口，北方自然在很长时间内担任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中心。但是，正所谓树大招风，自身越发达，北方所面临的纷争也就越繁多，各种各样的战争所首先破坏的必定是北方各大城市。
为了避免战乱，北方民众只能选择向南迁徙，西南、东南地区更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而在三国末年，民众本身就已经因为长期的政治腐败而在生活上陷入贫困，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等叛乱的发生更是破灭了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最后只能选择迁徙向南方，这就为襄樊地区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大量人口。
相比于北方地区，此时的襄樊地区无疑要显得太平许多，“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后随着北方地区战乱的频繁与社会秩序的动乱，流入襄樊地区的北方人口越来越多，“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另外，南方地区由于开发较晚，汉族人口并不算多，隐匿在南方崎岖地形之中的大量少数民族就逐渐成为了当时南方政权的争取对象，他们因此采取了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强迫这些少数民族为自己效力，襄樊地区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因此，襄樊地区最终成为了一个地理位置无比关键、人口数量不容忽视的战略要地。
在以兵不血刃的代价收服南阳、进驻襄阳后，曹操自感统一大业的完成触手可及，于是发动大军试图击败刘备、迫降孙权，接着便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
虽然从兵力上来看，曹操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由于曹军对于南方地理环境并不熟悉，对于水战更是陌生，再加上远道而来的军队出现了剧烈的水土不服并最终爆发了大规模文瘟疫，赤壁之战由此以曹操的失败告终。
也正是在此战之后，整个荆州被孙、刘、吴三方势力瓜分，襄樊地区虽然仍旧被曹操掌握在手中， 就是万一曹操南下进军之时，刘备可以替自己挡一刀。
但是，这一借却明显只能是有借无还，这就导致当曹操短暂放弃将统一南方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之后，孙刘势力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直到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取得对魏军的大胜之后，刘备阵营显现出一统荆襄的态势，孙吴的忍耐点也达到极限，并最终发动了三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背刺事件，关羽在威震华夏后不久，便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总的来说，作为自古以来的战略阵地，襄阳这座城市本身的战略价值就已经足够高，当它与樊城、江陵联系起来后，更是在南北对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三国乱世这样一个以南北对抗为重要脉络的时代，襄阳的重要性自然就再度提高，受到了来自各方势力的关注与重视。因此，当曹魏势力发现自己重兵把守的襄樊地区仍然被关羽攻破后，关羽的名声自然便达到威震华夏的地步了。
参考资料：
《三国荆襄地区军事地理论略》——曾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