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割据的结束与秦的统一
秦国虽在邯郸之围失败，但其主力并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因此稍事整顿后，于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进攻西周君，西周君被迫尽献属邑三十六、人口三万户和未散的宝器。同年，周赦王死，无后，周朝断祀，九鼎迁秦。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把都于巩的东周灭掉，于是周王室先于六国而亡。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已经衰老，名将自起又被疑忌诛死，而继承昭襄王的两个君主，一个享祚三日，一个享祚三年，秦王政又以冲令践位，这些都影响了秦的统一事业的迅速发展。
赢政为王时，秦国已是七国之最强者，但因他年仅十三，大权落入吕不韦之手。吕不韦培植私人党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经，二十余万言”（《史记•吕不韦列传》），发动舆论制造个人声望。
在庄襄王死后，吕不韦与始皇间的矛盾逐渐显著，始皇九年，太后的宠臣嫪毐作乱，被夷三族，太后迁于雍。此事虽然连及吕不韦，然因其奉先王功大，并且宾客辩士为其游说者众，故未致于法。始皇十年，以齐人茅焦之说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免吕不韦相，并令出咸阳，就国河南。十一年，吕不韦就国岁余，而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始皇恐其生变，致其函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恐诛，饮毒而死。此后，秦国实权才真正回归始皇之手。
公元前237年，始皇亲自掌握国权，重用尉缭和李斯。这时尉缭献计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也出类似计谋，秦王乃“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加紧策划灭亡六国的行动。在六国之中，韩最弱。公元前233年，韩王安被秦胁，对秦公称臣。公元前231年，韩把残存的南阳地献给秦，秦使内史腾做南阳假守。次年，秦内史腾攻韩，俘获了韩王安，灭了韩国，把所得韩地建置为颖川郡（《史记•秦始皇本纪》、《韩世家》）。
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杨端和率领大兵攻赵，为李牧、司马尚所败。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使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杀李牧。次年，王翦大败赵军。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奔代郡，自立为代王。但六年以后，公元前222年，代仍被秦军所灭。
公元前227年，秦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两国发兵抵抗于易水以西。次年，秦更大举攻燕，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辽东郡。秦将李信追击，燕王喜杀太子丹求和。公元前222年，秦派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亡燕。
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责攻魏，魏人坚守大梁。秦人引黄河水灌之，三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而亡。
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蒙武攻楚，初步得到胜利。楚军乘秦军不备，跟踪反击“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史记•王翦列传》）。后来，秦改派王翦领兵六十万向楚进攻，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迫使项燕自杀。接着，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更平了楚的江南地，降眼了越君，置会稽郡，楚亡。
当秦先后灭韩、赵、魏、燕、楚五国时，齐相后胜接受秦的贿赂，又使宾客受秦金，共劝齐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五国既亡，秦兵于公元前221年，攻破齐国，俘齐王建，齐亡。
秦国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21年，仅仅用了十三年时间，便将山东六国消灭，完成了海内统一的大业。
秦国所以能够完成其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而各国人民渴望脱离战乱之苦和秦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当是其重要原因。
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战争中，全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如同苏秦所说，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安葬、医药费用和车马武器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
据说，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于老弱系虏，相随于路”，“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当时的人民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都有反战情绪，因而就有墨子的“非攻”、“兼爱”的思想产生。为了免除战祸，需要和平，需要政治的统一。
在人民心理都趋于政治统一和周天子不起作用的当时，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总要有一个寄托。所以墨子就说：“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墨子•尚同下》）。孟子针对当时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情况，也说“定于一”，而且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荀子认为“天下归之谓王”（《王霸》），就是说，做到天下归心，就能完成统一的“工业”。《吕氏春秋》不但提出了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的迫切要求，同时还明确指出了“民之所走（归向）”是在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过程中“不可不察”（《功名》）的问题。由此看来，要求政治上的统一，到了战国时期已经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只是“尚”那一种“同”、“定”于那一种“一”，各家有不同的说法而已。当时的思想家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志在于天下，而不在一国，也反映了这种统一的要求。
秦之所以为七国之雄，而“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者，与商秧变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李斯所说，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凤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两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鄙、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令。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均见《史记•李斯列传》）。
这就是说，有了六世之经营，秦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经具备有统一天下的条件。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使整个中国从战国割据混乱的局面下摆脱出来，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秦始皇不仅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还进一步在秦、楚两国经营西南少数族地区上完成了西南地区的统一，还统一了今天的江浙南部和福建一带东南沿海瓯越和闽越地区；统一了今之两广一带的南越地区；又击退了匈奴贵族对中原地区的扰乱，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