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灌溉的发达
铁制工具的使用，使战国时期的各国都能兴修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为了和黄河的泛滥作斗争，黄河下游的各国都修筑有比较长的堤防。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黄河泛滥时齐国受害较重，因而齐国首先沿黄河修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长堤防。自从齐国修了长堤，“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沿黄河修了一条离黄河二十五里的长堤。当时一些大国修筑堤防主要是为了本国利益，即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为利”。这种工程虽然给齐、赵、魏带来了一些好处，例如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均见《汉书•沟洫志》引贾让奏言上），然而，由于当时各国分裂，不能统一治理，也就自然发生了“以邻国为壑”（《孟子•告子下》）的弊害。
在与水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当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魏国有个白圭（名丹）自己还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为了灌溉而开凿的运河，在战国时代也增多了。
魏国在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磁县东南）县令西门豹曾兴“引漳水溉邺”（《史记•河渠书》）的水利工程，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使得含有过多盐碱成分的“恶田”变成了能种稻粱的良田，所以“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汉书•沟洫志》）。魏国有个湖泊叫“圃田”（今河南中牟西），公元前360年，魏国在黄河、圃田间开凿一条运河，使黄河水流入圃田，又从大梁北郊开凿运河引圃田水来灌溉（《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就是鸿沟最早的一段。鸿沟把济、汝、淮、泗和长江之间沟通了起来。
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总结成都平原人民与岷江水害斗争的经验而筑成的都江堰。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泛滥成灾。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将岷江分为内江（即郫江）和外江（即检江），分散了岷江的水流，既免除了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华阳国志》卷三）的天府之国。
其次的大水利工程是秦国的郑国渠。在秦始皇并兼六国前，韩国为了使秦国疲于水利工程的修筑，无力东侵，派水工郑国进说秦国，开凿泾水，从仲山（今陕西径阳西北）开凿一条运河，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获泽），再从瓠口开凿运河经今三原、富平、蒲域等县进入洛水（即北洛水）。在修筑过程中，秦王发现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郑国，但听了郑国说到此渠修成，对秦国有万代益处后，就让他继续完成这一工程，称为郑国渠。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面积可达四万多顷，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多万亩，使关中地区成为“无荒年”的“沃野”之地，亩产粟可达一钟（六斛四斗），为秦之统一六国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
春秋以前，一般采用“抱瓮而出灌”（《庄子•天地》）即抱着汲水瓶灌溉的原始方法。到了春秋后期，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侯国内，才开始出现了“桔槔”灌溉的方法。桔槔也称为“桥”，它是用两根直木组成，一根竖立河边或井边，一根用绳挂在竖立的直木的顶端。横木上一端系重物，一端系长绳挂上水桶。它是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的，汲水时，把长绳一拉，让水桶浸入井水中汲水，把绳子一放，由于一端系有重物，水桶就上升。这就是《庄子•天运》中所说的“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据说，这种“桔槔”是“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速）如泆汤”（《庄子•天地》），一天可灌田百畦，节省了不少劳动力。
施肥等技术的进步和农业产量的提高
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和提高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孟子在论定当时“贡法”的弊害时曾说：“农民在荒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滕文公上》），说明那时已经普遍施肥。《荀子•富国》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是说，战国时期从政府到农民都很注意积肥、造肥和施肥，并且认为施肥是农民应该作的。这时的农民，从生产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了野草、树叶在上中腐烂便可作为肥料，所以《荀子•致士》说：“树落则粪本”。《礼记•月令》又说：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在播种方法上，我国古代农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保证农作物通风、吸收阳光、促进农作物茁壮生长的先进耕作方法，到了战国时代，已为当时农民普遍重视。《吕氏春秋•辩土》说：“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这就是说，农作物的行距适当，互相就不会受影响，这样就长得快，长得好；行距相当，便于通风，使农作物舒展生长，得到良好的收成。
对于除草，也为当时农民所注意。关于除草，春秋以前记载不详，《国语，齐语》中有：“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的记载。这是说，此时的农民早晚都在田间用农具除草保苗。
当时农民也认识到病虫害的严重性。《商君书•农战》说：“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螟是吃苗心的害虫，螣是吃叶子的害虫，蚼蠋是一种象蚕的害虫。《吕氏春秋•不屈》说：“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说明当时在注意消灭虫害，扑杀害虫方面已经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行，灌溉事业的发展，肥料的使用，农业生产量也有了提高。据魏文侯相李悝的估计，战国初年魏国农民的一般产量，一亩地普通可以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以四倍，中熟可以三倍，下熟可以一倍；小饥可收一石，中饥可收七斗，大饥只能收三斗。战国时一亩约为今天的三分之一亩，当时的一石约当今之五分之一石，即二斗。李悝曾主张“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上》），认为勤谨耕作的每亩可多生产三斗，不勤奋的每亩要减产三斗，其间就有六斗之差。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当时一百亩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礼记•月令》记载盂春之月“食麦”，孟秋之月“登谷”。孟子既说■麦（大麦）到“日至”（夏至）时成熟（《告子上》）；又说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梁惠王上》），这样大麦收割后，粟苗又生长着，可知当时齐国已经推行着两熟制。《吕氏春秋•任地》还说：“今兹（年）美禾，来兹美麦”，这是说，今年丰收了禾，接着种麦，来年又收了麦。《荀子•富国》更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可见，战国时期已经推行了一年两熟制，这就必然大大提高单位面积的年产量。当然土壤较差或边远地区，也还保留着落后的轮作制，所以，《吕氏春秋•乐成》云：“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农业经济的总结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当时已出现了对于农业生产经验总结的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战国诸子中的农家，有专门讲究农家之学的专门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据颜师古注，《神农》是战国时诸子“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是“六国时，在齐、楚间”人的著作。这两部书，可能在班固之时还能看到，后来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农家著作，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中提出了重农的理论，阐明了农业与政治的关系，此篇中的重农理论和战国时法家的重农政策是一致的。《任地》一开始就假借后稷名义，提出了十个问题，包括使用土地、整地作畦、灭草保墒、中耕除草等方面问题。《辩土》对《任地》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讲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问题。《审时》是重点讲各种作物与时间季节的关系，即“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减产）”。这四篇可能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的农书。
《吕氏春秋》之外，在先秦典籍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专讲水、肥、土壤的一些零散著述，《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周礼•草人》等曾列举不同的土壤，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禹贡》中列举当时全国九大地区的土质、肥力和田赋的情况，分别划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比如冀州（主要包括今之河北和山西、内蒙、辽宁、河南的部分地区）“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肥力是第五等），“厥赋为上上错”（田赋是第一等间或第二等）。冀州据《周礼•职方》说，其地宜种黍、稷。又如兗州（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土带黑色并且松散（“厥土黑愤”），肥力属于第六等（“厥田惟中下”），田赋是第九级（“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本来按土肥应多收赋税，可能因为这一带地处黄河下游，常有水患，地广人稀，可能要十三年后才能使土地复原，而和其他州一样收取田赋即所谓“十三载乃同”。
战国时代，不仅十分重视栽培技术，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白圭曾以“长斗石，取上种”和“欲长钱，取下谷”相提并论。“长斗石”是说增长粮食的产量，“取上种”是说必须选取上等品种。这说明，至少到了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起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