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与百家争鸣的局面相适应，文学、史学、科学和艺术等方面，也空前地发展起来。
战国时期在文学史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诗的衰颓和散文的勃兴，记载历史事实、哲学思想和政论的散文，代替了诗歌的地位。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如果从诗歌到散文的发展来看，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殷代卜辞，内容简单，文字较短。西周金文，内容虽较复杂，但多是当时统治者册封臣下之辞，单纯记事或说理的铭文为数甚少。《尚书•周书》中的，不外乎“诰”、“誓”两种文体，与金文相类，可以说是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春秋时期，还沿袭以前的文体，不过在议论文中逐渐出现了语录式的问答体。
《论语》中的一问一答，形式简短。《墨子》比《论语》稍晚，其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等篇，虽然也属这种文体，但其篇幅较长，这种文体可以说是向战国时期过渡的一种散文。到了战国时期，《尚书》诸篇和钟鼎铭文那种简古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已被突破。春秋后期以来，采用的“也”、“矣”、“乎”、“焉”等语助词的文体出现了。这时出现的历史和诸子著作，吸收民间口语，借用神话寓言故事；记事生动细腻，婉转曲折，绘声绘色，富于形象性；议论善用比喻讽刺，深入浅出，精确尖锐，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其中多是纪实史书、哲理论文，同时又是优美的散文作品。
《左传》一书大体上是战国初期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叙述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体。这本书的语言丰富而又简炼，善于以写人叙事的手法，把当时复杂的史实、多样的人物，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以致我们现在读了，还能亲切地感到当时政治生活的实况以及那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吕相绝秦》、《烛子武退秦师》、《臧孙谏君纳鼎》、《季札观乐》和《王孙论鼎》等篇，都能委婉曲折地表达当时巧妙的辞令，再如写城淄之战，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都是叙事文中的杰作。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分国记述春秋时代贵族言论的《国语》，其语言艺术虽不如《左传》，但是古朴简明，是其特点。
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作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是优秀的散文。不论叙述和描写事物，还是说明道理，写作技巧已经都很成熟。其中，以《庄子》最为突出。庆子的后学曾说庆子的著作是“寓言十九”，“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摸不着边际）之辞”（《庄子•天下》）。司马迁也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洋自恣以适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才华杰出，想象丰富，具有驱使语言的高度表达能力，造句修辞，瑰奇曲折，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创造一种特有的文体，富于浪漫主义的特征。他的文章也采用各种辩论的方法，然无不雄奇奔放，峰峦叠起，汪洋恣肆，机趣横生。他能不顾一切规矩，使用丰富的语汇，倒装重叠的句法，富有独创性。鲁迅就曾赞美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老庄》）。
章学诚曾经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他还说战国时的文章，“长于讽喻”，“深于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所谓比，就是比喻；所谓兴，就是运用景物的描写来激动感情。
战国时期，在南方楚国民歌基础上，产生了后来被汉代人称之为“楚辞”的骚体诗。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一种想象丰富、文采华美、形式多变，而且具有浓厚的宗教情调、大量的神话传说、情感热烈奔放，与《诗经》不同的诗体。它接近于七言诗，适合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是我国四言诗过渡到七言诗的桥梁。
楚辞是屈原、宋玉、景差、唐勒诸人辞赋的总名，其中特别值得称述的是屈原的作品。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公元前340年，他生于楚国宗室三大族之一的贵族家庭。他有政治抱负，但受到郑袖等人的反对和诬陷，而被楚怀王疏远，并且屡遭流放。他对内主张制定新法，实行改革。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楚，郢都陷落，楚国君东保陈城。屈原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自沉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作品，相传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和《渔父》。据近人研究《远游》、《渔父》都不是屈原的作品，而称为宋玉所作的《招魂》却可能是屈原之作。屈原这些作品，从其写作时代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放逐以前的作品，有《橘颂》（《九章》之一篇）和《九歌》；第二部分是流放以后的作品，有《离骚》、《天问》和《九章》。屈原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离骚》、《九歌》和《天问》。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三十六行，二千四百九十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诗中屈原通过高度的艺术手法，表达其对昏庸王室和**贵族的谴责，流露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鲁迅指出：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在《楚辞》中除《离骚》外，主要作品还有《九歌》，它是一套祭祀鬼神的舞曲，是由歌词、音乐、舞蹈混合而成，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歌剧的雏型。
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的一篇是《天问》，全篇中，对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实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全诗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余字，为屈原作品中第二首长诗。《天问》是屈原放逐以后的作品，强烈地反映了他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古代的历史政迹、宗教信仰以及各种传统思想的怀疑。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苦极呼天的意思。篇中虽无放逐之言、流窜之苦，但全文却表现一个正陷于怀疑破灭途中的最苦闷的灵魂。这一个灵魂，恰好是屈原的灵魂。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天问》的价值远不如《离骚》，但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上，它却有重要的地位。例如王亥与王恒的传说，帝舜与帝俊的传说，都在卜辞中得到了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我们可以说，宋玉是战国未年一位富于才华的南方诗人，他是屈原文风的继承者。《汉书•艺文志》载宋赋十六篇，《隋志》有《宋玉集》三卷。宋玉所作的《九辞》，是一篇比较优秀的作品。《九辞》和《九歌》一样，是古代的乐名，与汉人模仿《楚辞》而作的《九怀》、《九叹》的意义是不同的，宋玉同情屈原的境遇，艺术技巧上学习屈原，但是善学者师其心，不善学者师其貌。专师其貌，得来的必然是皮毛了。所以，鲁迅评论《九辩》说：“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力独绝”（《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