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鼎盛时代，尤其是唐玄宗在位时期，更是巅峰中的巅峰，这么强大的大唐，它为何只是被安禄山搞了一下，说跨就跨了呢？
一，安禄山为什么要反？
我们先把目光放在安禄山身上，问他2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反大唐？他反大唐的资本是什么？
安禄山反大唐，主要是唐玄宗的平衡术，唐玄宗治国法宝就是平衡，哪方势力强大，就要弹压一下。
比如，唐玄宗一日杀三子后，太子之位空悬，寿王李瑁是最好的太子人选，但是李隆基却不声不响的选了李亨。
为什么？因为寿王的势力太大了！寿王是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的儿子，爱屋及乌之下，唐玄宗就很喜欢寿王，而且权相李林甫也支持立寿王为太子，最要紧的是寿王早年是由唐玄宗的大哥——李宪抚养长大的。
当所有有利因素都集中在寿王身上时，唐玄宗就习惯性运用平衡术，把寿王踩上一脚——立了无背景、无势力、无人缘的李亨为太子。
除了皇嗣问题，大臣他也搞平衡，比如张九龄下台后，为了平衡朝堂，他把大舅哥杨国忠提拔上来，专门制衡李林甫，不让其一家独大。
与此同时，军中也是大肆搞平衡术，唐玄宗最重视的东北边军与西北边军，早先西北边军是王忠嗣为代表，但是他势力一度膨胀，曾兼任四镇节度使：河西、陇右、朔方、河东。令唐玄宗忌惮无比，指使李林甫大力一脚踩下，先贬为汉阳太守，后转为汉东郡太守，一年后暴毙。（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唐玄宗弄死的）
王忠嗣，其实就是安禄山的一个前例！只不过安禄山与王忠嗣不同的是，他是胡人，对国家没有那么高忠诚度，他有野心，他不甘心被唐玄宗摆弄，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
安禄山在兼任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后，就开始野心膨胀了，加之在平衡术下杨国忠不断地给他上眼药，终于打出了“清君侧杀杨国忠”的旗号起兵。
这就是为什么安禄山要反的原因。
二，安禄山有什么资本反大唐？
均田制崩溃，导致府兵制的消亡，募兵制崛起，才让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资本。
我们可以把国家财富资源看成一个大蛋糕，这个蛋糕让全天下的人来瓜分。其中统治阶层占了大头吃肉，广大地主阶级占一部分啃骨头；最后剩下小部分汤水，给全天下的贫民，这是2000年来不变的封建资本结构。
北魏时期，由于以前常年征战，人口调零，大量无主土地被国家捡了便宜，因此北魏孝文帝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贫民，这就是均田制。
50年后，宇文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了府兵制，它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国家给农民土地，那么农民就要为国家打仗，打仗还要自备衣甲、马匹、武器等等。
大家看《木兰诗》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就是府兵制中，士兵要自备武器军需。
二百年后的唐玄宗时期，府兵制再也无法运行下去了，为何？
因为土地是固定的，就那么一点，这200多年来，经历了隋朝一统，唐朝盛世，人口不断的增长，土地不断的分出去，能分的土地越来越少，到了唐玄宗时期，全国人口达8000多万，是北魏的几倍，早就无地可分了。
而土地兼并却日益严重，尤其是繁华地带的土地。兼之国家赋税又是以人身为本，本来他们家就没土地，还要交税，那当然是逃到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继续想办法生活，这就是浮逃户的来源。
由于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当府兵的经济基础，他们加入到逃亡的难民阵营，府兵制因为无兵可调而名存实亡。
但国家要用兵咋办？这时候募兵制就应运而生。募兵制在唐高宗时期就开始了，到了唐玄宗时期，更加蓬勃发展。经过开元、天宝的大治，国家积累了很多钱财，为募兵制提供了无限的动力。
因此，李林甫主政年代，唐朝实行了长征健儿制度，健儿指军人，长征指久住边境。
唐朝前期和之前的朝代，府兵制核心，都有一个政治底线，即在军队部署方面，保持内重外轻的局面。也就是说，全国的兵力，要有差不多一半是部署在长安周边，以拱卫京师，威胁地方。
到唐玄宗实行长征健儿制度后，军队是国家花大钱养的，有投入就要有产出，不然养那么多军人白白吃饭？于是，唐玄宗时期，特别多对外的战争，又因为对外战争多，不可能一直把大部分军队都驻扎在京师长安附近。因此，唐玄宗把全国大部分兵力，分别交给十个节度使管理。
久而久之，国家军力部署变成了外重内轻，中央掌控的军队处于绝对劣势，这十个节度使掌握了大唐90%的兵力，尤其是安禄山，是继王忠嗣之后又一势力庞大的军官，他掌握着三个镇的兵力，而且是长期对外征战的精锐，用来对付中原老弱残兵组成的军队，简直是绰绰有余。
安禄山是胡人，他在边关镇守多年，威望甚高，加之他手头军队中的长征健儿，很多都是当地的胡人，与安禄山是同种，他还通过提拔一些亲信来掌控全军。
“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于行间。”——《旧唐书·安禄山传》
三，安史之乱带来的后果
安史之乱后，全国各地的节度使有样学样，成了割据的军阀，中央无法集权，皇帝的权威也一落千丈，文化也造成了割裂。
安史之乱前，唐朝人对胡人是很开放，很包容的心态，因为李唐皇室也有胡人血统。但是爆发安史之乱后，唐人对胡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知识分子对胡人的反感，产生了华夷之辩。
以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为代表，他们在作品中或多或少的夹杂了华夷之辩的思想，尤其是韩愈，他因为反感蛮夷，导致对夷狄文化的佛教也反感，并力排痛斥。
军事上，安史之乱后是军阀割据，这些藩镇不但不听中央的命令，还多次叛乱。比如，唐德宗在削藩的时候，就接二连三遭到叛乱。刚开始，平乱战争还比较顺利，但后来各个藩镇联合起来反对他，有所谓的“四王”。
泾原兵马使的防秋兵，在路过长安的时候，发动了兵变，唐德宗被迫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结果遭到了朱泚的长期围攻，差点命丧奉天，后来帮他平定叛乱的朔方军节度使李怀光，紧跟着又发生了叛变，德宗又逃往了凉州。
国家在这些军阀的不断折腾下，民不聊生，越来越衰落，想搞生产，搞发展都搞不了，到处都在打仗搞破坏，处处白骨露于野。真应了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看现在的伊拉克）
宋朝成立后，吸收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杯酒释兵权，又重用士大夫制约武人集团，造成华夏尚武精神的衰退，所以终宋一朝，处处积弱屈辱。
后语：历史上，每逢大的动荡，都是因为社会资源分配出现了问题。
比如，草原民族为何老是入侵我们中国，经过历史学家竺可桢研究气象得出结论，每到天气寒冷的年代，草原民族一定会入侵，因为他们的牛羊大量死亡，没有吃的了，只能南下抢劫。（谁也想不到胡里改人竟然抢出了一个满清王朝）
同理，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动乱，基本都是草根活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起兵。
再比如，东汉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末太平天国等，历朝历代，无数大小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要活不下去了才要搞事的。、
安史之乱亦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