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
自公元200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
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
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1.征山越、蛮族和夷族
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为条件。
孙权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
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
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
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
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
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
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
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
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
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
黄龙三年（231），孙权以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三国志•吴志•潘濬传》）。
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没县邑。孙权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
胤入南界，务崇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发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
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
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2.农田水利的发展
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
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
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
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
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
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
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263），“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
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
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
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
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
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
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
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
建安二十年，陈武从孙权征合肥，战死。“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
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
孙吴则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
诸葛亮生前曾几次北伐，吴则很少主动向魏大规模进攻。
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傅子》）。
到孙权后期，三国鼎峙局面已大体稳定下来，孙权年事已长，为子孙皇位计的思想逐渐突出，他与将相大臣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出现了。
陈寿评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评曰）。
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
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发展而已。
3.与夷洲的交通
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
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种荆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其地并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见《太平御览》卷780引）
从用鹿觡矛，石镞刀斧看，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或已到晚期。
从种荆为蕃障看，当时掠夺战争尚不严重。
国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夺战争之后出现的。
夷洲居民当时还没有城邑，也还没有国家组织。
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
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
孙权使万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对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
不然，他不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夷洲以外，北到辽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
魏明帝曾诏辽东，提到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狂诱边民”（《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
吴与南海各地的海上来往和贸易也比前代有所发展。
吴的使臣曾多次泛海南出。
交州刺史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各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海南诸国传》）。
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导物志》。
大秦的商人经南海来到吴的建业。
大和尚康僧会，也是从海上到达吴都建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