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元朝（三）]恐怖的元朝统治（上）
忽必烈称汗不久，他部下的汉族将领李璮发动了叛变。这场叛乱直接影响了忽必烈对汉族幕僚的态度，并深深地影响了蒙古人在华夏大地上近百年的统治策略……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统一中国后，把所有民族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
这种民族不平等政策在金朝已经存在。金人统治时期，统治者就规定了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四种人的顺序。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更加把这种政策推行到了极致。
元朝虽大，可惜并不等于后世中国
元朝时期，广大汉族人民在政治和法律上，确实受到了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例如，“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在这里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因为在当时，如果蒙古人给汉人一巴掌，汉人只能忍着，不能还手，否则必受严惩；汉人不得持有兵器，铁尺、铁骨朵、带刀子的铁柱杖等都要一律没收，就连农家生产上用的铁禾叉也禁止使用；元朝统一中国后，罢废科举，基本堵塞了汉族知识分子入仕之途。后虽恢复，但蒙古统治者在考选人才上又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考试科目中，蒙古、色目人仅考两场，汉人、南人（原南宋地区的汉人）则需考三场。录取名额，四种人的录取名额虽然数目相同，但从人口比例上差距相当悬殊，以致有人叹曰：“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箭，临老犹儒冠！”……
造成这种民族不平等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元朝的蒙古统治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汉法统治，对汉族儒生采取了笼络的政策，但其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和特权而已，从来没有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平等作为蒙元帝国的国策。
我们知道，在
忽必烈，很难公开评说
建立元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是把大草原作为活动中心。而在元朝统一全国之后，帝国的活动中心，就不得不从大草原上移开，南下到中原地区。这个转移，既给蒙古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又使他们得到了极大的政治上的满足感。即从被中原民众歧视的“鞑子”，而一跃成为凌驾于其上的统治者。
政治地位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其他方面的转变。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已经习惯于把自己摆在世界中心的位置上。由于具有悠久而辉煌的文明，使其自然对周边的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各少数民族产生鄙视。这种鄙视，反映在语言文字上，于是就有了“蛮”、“夷”、“戎”、“狄”、“胡”、“鞑”等贬义词的出现，以别于“华夏”、“炎黄”等自尊之词。
当然，这种自尊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原的农耕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文明，确实值得骄傲。然而，一旦过分，就变成了自大。对周边民族的歧视，就是自大的表现之一，时有所谓的“华夷”之别。在元朝统一之前，农耕民族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即历代封建王朝，而多次表现出这种自大。特别是在同周边民族或国家的交往过程中，这种表现尤为突出。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华夷之别”的观点不免过于幼稚。但是在古代，却正是评判“正统”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元朝统一之后，这种自大被无情地摧毁了。蒙古人成为整个国家的“老大”。而以往被视为“正统”所在的广大农耕民族，其绝大部分，忽然间变成了社会的最底层。这种政治地位的急遽转变，确实很难令人适应。
广阔的草原不一定孕育出广阔的心胸
不仅如此，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不管你以前是什么龙子龙孙，也不管你曾经拥有万贯家财，如今一切都变了。你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你的特权也变成了我的特权。另一种鄙视，也随之而产生。这时候，已经不是农耕民族称呼游牧民族为“鞑子”的时候了。倒过来，反而是蒙古统治者贬称江南民众为“南人”、“蛮子”的时候了。
那么，这种称呼的改变，是否意味着那些原本斗字不识却坐占高官厚禄的蒙古贵族忽然都变成学富五车的才子了呢？
当然不是。
那么，又是否意味着中原及江南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准有所降低了吗？
当然也不是。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