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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简史-魏晋及十六国时期

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04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自己为汉王,是表明他是接续汉朝的帝统,要与晋争天下。刘渊在河北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并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南)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师藩。公师藩为濮阳太守苟晞所杀,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招纳山泽亡命”(《晋书•石勒载记》)。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309),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第三节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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