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公众号：脑洞时史
1953年9月18日，北京辟才胡同西口的一间民房内，一个年仅44岁的中年妇女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由于膝下无子无女，临终前只有丈夫刘振东陪在她身边。两人结婚六年，感情和谐，由于时局动荡，刘振东开过车行，当过车夫，建国后在街头扫地维持家庭开支。中年妇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在弥留之际，她道出了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她对身边的丈夫说：“其实我不叫傅玉芳，我叫额尔德特·文绣 ，曾是溥仪的妻子，大清的皇妃。 ”
那么，一位曾经的皇妃为什么会沦落到嫁给清洁工呢？她的身上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909年，文绣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端恭曾任内务府主事，后来由于父亲去世，母亲蒋氏就带着姐妹三人过着平民的生活，文绣从小聪明伶俐，虽然家道中落，但是文绣的母亲也非常的明事理，在文绣8岁的时候就送她到私塾上学，还起了个学名叫傅玉芳。至此，她便带着自己的新名字重新生活。
傅玉芳非常的聪明，有着同龄小朋友没有的睿智，这让她在学校的每一科功课上都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久而久之，她就变成了十里八乡的才女。
文绣的五叔额尔德特·华堪，曾经当过满清吏部尚书，清朝亡了之后顶戴花翎自然也就没了，靠着变卖祖产艰难度日。
当他得知宫里要给皇帝挑皇后一事后非常高兴，觉得这是振兴额尔德特氏家族的希望，将已经改汉名为傅玉芳的侄女报了上去，当然，是用的满名额尔德特·文绣。
在母亲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傅玉芳被溥仪选中，成为了溥仪的妃子。与她一同嫁给溥仪的还有一个叫婉容的女孩，相比之下，婉容却是溥仪的正室。
虽然是一场毫无感情基础可言的政治婚姻，但情窦初开的文绣，仍然对溥仪这个未来的丈夫充满了幻想和憧憬。
可是现实却给她泼了一头冷水。
在与溥仪行礼的过程中，溥仪全程表情严肃，似乎对这桩婚事极为不满。
而且礼成后，溥仪仅仅是象征性地对她说了一句“早点休息”，便自行离开了房间。
文绣性格文静，且她自幼就喜读书，所以颇有些学识，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溥仪。婚后，溥仪因为身体不佳不能和文绣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但他仍对文绣很不错，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不过对于溥仪来说新鲜的事物似乎比女人更加的有意思，这个时候虽然溥仪依旧居住在皇宫里，还被世人称之为“皇帝”，但那个时候，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多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外加许许多多的先进思想传入，对于西洋传来的东西十分喜爱的婉容在这场无声息的所谓“争宠”当中拔得头筹。
1924年11月5日，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来到皇宫嚣张地对溥仪说道：“奉上面命令，请您跟您的那些妃子宫人们去别处居住吧。”
鹿钟麟嘴里的上面就是冯玉祥，这是在“逼宫”。没有实权的溥仪无法反抗，于是便带着宫里的这些人去了生父醇亲王的醇王府居住。但文绣这时候却彰显了坚强的一面，在离开时袖子中藏了一把剪刀，目的就是为了随时自尽算是尽忠尽孝，一代女子竟有如此气魄，反观溥仪，真是连一个女子都不如。
当得知文绣藏了一把剪刀后，溥仪是又惊又怕，连忙让人劝说文绣，最终这才避免了文绣当场自刎，因此这次事件，文绣也被称之为“刀妃”。
离开皇宫的众人虽然成为了普通老百姓，但是因为从皇宫里拿出了许多金银珠宝，所以日子过得还算宽裕。而此时的溥仪却每天苦思冥想，希望能够重振大清王朝。
有人给溥仪提议投靠日本人，复辟大清王朝。
几经辗转，溥仪跟日本人有了联系。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虚伪地对溥仪承诺说，他们会帮助溥仪实现愿望，让他成为真正的皇帝。
溥仪也知道日本人是图谋不轨，可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答应了日本人的合作请求。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住进了天津张园，不久以后婉容和文绣也到天津与之会合，后又搬到静园。以前在北京皇宫内时，溥仪只要出席任何场合，都会把婉容和文绣带在身边，而到了天津以后，由于文绣不支持他与日本势力来往，因此溥仪不管是参加晚会还是逛商场，都只带着婉容，完全把文绣冷落在一旁不闻不问。
文绣的房间就在溥仪和婉容的楼下，但溥仪和婉容对她就像陌生人一样，因此文绣内心痛苦不堪，眼看着丈夫坠入深渊，自己不仅无力制止，还备受打击，深感这样的生活终将难以为继。
连续不断的冷言冷语，和丈夫偏爱婉容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原先侍奉在身旁的太监宫女见文绣失宠，也顺势落井下石，对她施以虐待之行。
文绣终日以泪洗面，几度想要逃离这个表面风光无限的皇室家庭的生活。
一次文绣远房外甥女玉芬来到静园，得知她凄惨的处境后，对她说：“现在是民国，法律上男女平等，他（溥仪）早已不是皇帝，应该平等待人。你应该请律师，告他虐待妻子，起诉跟他离婚。”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让文绣一下子醒悟，原来自己完全可以找到自由的出路。
1931年8月25日，妹妹文珊以文绣心情不好为由想要带带文绣出去转一转，散散心。溥仪听后说道：“你好好劝劝她，别整天摆着脸，让人看了心烦。”
随后，文绣与文珊在太监赵长庆的陪同下离开了静园，来到了国民饭店，在此等待的是文珊替文绣请来的三位律师。
“我想和我的丈夫溥仪离婚。”说出这句话后，在场的三位律师都吃了一惊。
过了一段时间后，文绣将三封信交给赵长庆，让他带给溥仪。
信中，文绣提到：“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应于每月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还提出“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
虽然清朝已经灭亡，但在溥仪看来这是一种耻辱，一个妃子向皇帝提出离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溥仪看到信件后，气得浑身发抖，立即命人去国民饭店寻找文绣。不过文绣和文珊两人在太监走后，她们便是转移了居住等地点，在原本的房间里只留下了几名律师。律师们对来人说：“文绣女士已经委托我们，你们回去后转告皇上，就按照信中所提的条件办理吧。” 溥仪知道这些事情要是传出去，恐怕会让很多人把这件事情当做笑谈。
无奈之下，溥仪只得找人与律师谈判，只要她肯回来，不起诉，不离婚，一切都好说。
然而，文绣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转天，文绣离家出走的消息就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条，彼时正值女权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文绣的遭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尤其是“事帝九年，未蒙一幸”，也令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末代皇帝不堪的秘密。
最终溥仪还是答应与文绣打官司，但是全程都没有见到文绣本人，只见到了她聘请的律师。溥仪提出要和解，但文绣坚决不同意，一定要与溥仪离婚。
这场官司持续了足足两个月，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溥仪答应离婚，并且支付文绣五万五千银元作为赡养费，但是作为回报，文绣以后不能再嫁人，以此来维护皇室尊严。双方律师代表他们签字，这样，史上第一起皇妃与皇帝离婚案成功了结。
被迫离婚之后的溥仪，为了挽回颜面还在报纸上刊登了“上谕”：
“谕淑妃文绣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宣告离婚之后的半个多月，溥仪便逃往了东北，末代皇后的下场也非常凄惨，40岁时死于逃难途中。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这段故事因为舆论界的声势已远远超过案件本身。此时的文绣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封建思想的压榨下，为了缓解这些压力，文绣和妹妹文珊不但拿起了民国时期的法律，更是对外宣言：我到现在还是一个老处女，素常受尽虐待，现在唯有请张律师等依法保障我应享的人权罢了。 ”
态度坚决，但流露出无限的伤痛。
离婚后，文绣回到北平。虽然已经开始过平民的生活，但宫中的一些习惯还是保留着。请了四个佣人，打理家务。她每天换衣，洗手必要洗三道，一次的水要比一次热，最后一盆水还不能烫手。如果不合适，是要被她骂的。在清贫中，还是有点小小的奢华，很快她的那笔生活费也所剩无几。
接着各大报社闻风而动，都来学校采访报道，闹得北平人尽皆知。很多好事之人纷纷来一睹皇妃的风采，她成了活人展览，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最后无奈辞职，用最后一笔钱买了一宅子隐居起来。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文绣的生活再一次陷入了困境中。
当地的保长、伪警隔三岔五前来敲诈勒索。甚至有人要求文绣为“大东亚圣战”共纳重金，几年的轮番敲诈，文绣仅存的生活费几乎所剩无几。
最终，文绣卖了北京的房子，不得不到处租房糊纸盒子过日子。甚至还到工地搬砖做水泥工人。
抗战胜利后，文绣通过朋友的介绍在华北日报社当报纸校对员。
1947年，此时的中国还处于内战之中。在同事的介绍下，文绣认识了刘振东。他是国民党里的一名军官。
当时刘振东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他的性格十分细心体贴，所以文绣很快便和他相恋并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两人琴瑟和鸣，而且傅玉芳特别的有能力，当刘振东处理公务时，妻子有时候也能够帮上忙，这让刘振东对妻子真实的身份越来越好奇了。
虽然刘振东也曾多次询问过，傅玉芳的身份和出身，但是却都被妻子搪塞过去了，这就越发让刘振东好奇了。他也曾托好友细细打听过，却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但是这不影响两个人的幸福生活。妻子温柔贤惠，丈夫也是百般疼爱妻子。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刘振东因为曾经的国军身份，遭到了监督管制。
文绣重新定位自己，成了一名打扫家务，洗衣做饭的家庭妇女。
清贫的日子过得也算有滋有味，至少刘振东对文绣一直不错，虽然两个人却始终没有孩子。
1953年9月，文绣因心肌梗塞病故，年仅44岁，临终前，文绣对刘振东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末代皇妃，是溥仪的淑妃。
刘振东只说：“能娶到皇帝的媳妇，我值了”，文绣听着刘振东善解人意的话语，欣慰地闭上了眼睛。
在她死后，刘振东所在的清洁队出钱给她钉了一副薄皮棺材，从此文绣就在安定门外的义地里永眠了。
刘振东的余生都没有再娶，他与文绣的感情非常深，文绣逝世以后他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悲痛，最终孤独终老。
反抗命运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但如果甘心臣服，便一丝逃离的机会也没有。傅玉芳以一个孱弱女子之力，不断地向时代、向命运发起进攻，直到人生后程才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生。愿我们都有她那样的勇气，对自己的人生不苟且，对自己的生命不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