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武次位面》作者：夏虫不可语冰
最近，网上一篇中国历史研究院发布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引发了不小的热议，争议的原因在于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
文章摘要中写道：“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一直以来被我们口诛笔伐的“闭关锁国”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倒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关于明清为什么要闭关锁国和闭关锁国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网上已经有许多专业人士给出了详细的阐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
其实军武菌想说的是，闭关锁国这件事并不是中国独有现象，比如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在历史上也曾经闭关锁国，奉行保守主义。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幕府统治，其子孙为了排除外国影响，也开始闭关锁国，一直到1853年的佩里黑船来袭，时间长达200多年。
▲黑船事件
但是同样是闭关锁国，中日两国却在近代被迫开关之后，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有人说日本多亏了“明治维新”，这句话对，但是改革在中国也不是没搞过，效果却并不是很理想。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明治维新之前，“兰学”兴起带来的变革已经让原本落后的日本缩小了跟西方的差距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今天军武菌就跟大家聊聊这个。
什么是兰学？
所谓的“兰学”，是指18世纪后半叶，日本人通过学习荷兰语来接触西方近代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学问。
提到日本接触西方很多首先想到的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叩关，强迫日本开放口岸。其实在历史上，日本真正接触西方文明要比黑船事件要早得多。
日本人最早见到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1543年，几艘原本打算去中国通商的葡萄牙商船在海上意外遭遇风暴，当时航海技术有限，水手们应对海上风暴的能力几乎没有，所以就只能两手一摊，闭眼念天，不知不觉这群人就飘到了日本九州岛。由于当时葡萄牙人的船上携带了大量的火器，因此在日本的史书里，这件事被称为“铁炮传来记”事件。
▲葡萄牙人到达日本
“铁炮传来记”事件算是为日本打开了通往西方文明的大门。随后，西方的技术和思想开始传入日本，让原本小日子过得舒服的日本人大开眼界。原先日本人一打开的朋友圈，就看到朝鲜人、中国人和蒙古人，现在加了一个欧洲好友，一下知道了原来世界上还有别的颜色的人种，不光都是黄色的。
“日本战国三杰”之一的织田信长就在城防方面采购了大量西方火器，并以此击败了武田信玄的“铁骑队”。得了好处的织田信长于是开始鼓励对外贸易，并支持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1549年，葡萄牙传教士来到日本传播天主教，当时从来没见过欧洲人、也不知道天主是啥玩意的日本民众展现出了对上帝无比的热情，纷纷入教。
随着政局稳定和天主教徒的不断增加，日本国内也开始转变风向，从开放的宗教政策转而逐渐开始控制天主教的发展。正巧1637年，九州岛原半岛和天草岛的农民与天主教徒因为天灾和藩府领主逼租而爆发了大起义。
▲岛原起义
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但是通过岛原起义，德川幕府就此认为外来宗教会是对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于是在日本宽永十六年即1639年，幕府发布了最后一次锁国令，这次禁令的主要内容有三个：第一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第二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禁止再传播天主教了，这个才是日本锁国的根本目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实行锁国并不意味着就是完全跟外部世界割裂，日本实行禁令之后，也开放了长崎一港，并允许中国、荷兰的船只进行通航和贸易。由于长期荷兰的贸易往来，就为“兰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为什么是兰学而不是别的国家？
那为什么同样来自欧洲，葡萄牙不让来，荷兰却被允许来日本贸易呢？搞双标这可不行啊。
还真不是日本人双标，这是因为荷兰跟葡萄牙的信仰不同，葡萄牙信天主教，而荷兰信新教，稍微了解一点宗教历史的人都知道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日本人也搞不清新教和天主教有什么不一样，更大的原因是荷兰人非常务实，他们来就为了俩字——搞钱，传播上帝福音？上帝福音多少钱一斤啊？于是荷兰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只贸易不传教，幕府一看这个好，只要不传教，怎么都好说，因此荷兰就成了唯一被日本政府获准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
▲长崎出岛，是幕府锁国时期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随着民间贸易活动的频繁，幕府也开始不那么严格限制日本人接触外国人，1720年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就放宽了禁令，他提倡学习荷兰语，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在医学方面的技术。
1771年，日本兰学创始人之一的杉田玄白通过荷兰翻译前野良泽接触到了荷兰翻译版的《塔菲尔解剖学》，为了验证书中内容，他拿着书亲自去刑场跟死刑犯的尸体对照，发现书里的内容跟人体部位丝毫不差，当场老哥就觉得“哇塞，这西医真神了，我得把这本书书翻译成日文，让大家都能学习”。
说干就干，杉田玄白带着前野良泽，俩人耗时三年，终于把荷兰语与日语相结合翻译出了《解体新书》。这本书在日本非常有名，不仅标志着日本对西方医学的学习进入新的阶段，还引起了当时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之后各类以传授西方学术思想为代表的私塾就纷纷在日本出现，被称为“兰学塾”。这些私塾大多由兰学者开办，集学堂和诊所为一体，创办者既是医生，又是学者和老师，一边给人治病，一边给人上课。
1786年，日本学者大枫玄泽在江户开设了一家名为“芝兰堂”的兰学塾，主要教授荷兰语和西方医学知识，成为了第一家从日本旧式私塾转型为新式教育的机构。1788年，芝兰堂出版的教材《兰学阶梯》在日本声名大振。到19世纪初时，以兰学塾为代表的各种洋学塾已遍布日本主要城市，成为了一股新兴的教育力量，在江户时代的学塾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到19世纪中叶时，日本兰学的研究内容也从医学，扩展到了物理、化学、天文、生物等诸多自然科学领域，成了江户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学问。在兰学的带动下，学习英、法、德语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兰学”也逐渐扩展成了“洋学”，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这些人在后来幕末维新时期又成了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
纵观整个江户时期，除了民间对于欧美文化学习的热情之外，幕府也始终没有忘记了解欧美各国的动态，比如幕府要求荷兰商馆每年提供一次《荷兰风说书》，这本书成了江户幕府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后来这本书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到民间，为学习西方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解体新书》
可以说，“兰学”给日本人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的科学，其中还包含了许多西方近代的先进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日本才能在后来的明治维新中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亚洲唯一一个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国家。
为什么同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兰学”？
日本江户时代基本上对应咱们中国明末到清朝这一段历史时期，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时期的中国跟日本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比如清朝虽然也闭关锁国，但是好歹也开放了广州一口通商，而且也允许其他西方国家来华贸易；在对天主教的态度上也比日本要宽容得多，比如康熙年间，就因为中国教徒该不该祭拜祖先和孔子这一问题产生过分歧，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也只是驱逐一部分不尊重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并没有一棍子打死，按理说咱们的条件要比日本好得多，那么为什么咱们当时就没有诞生“兰学”或者其他的学术风气呢？
▲广州一口通商
说到这有人肯定会说，中国怎么没有学术风气？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这些人，也翻译过西方的书籍，还有康熙皇帝，对天文、数学这些西方科学表现出的兴趣比那些个幕府将军们不知道高出多少倍。但是以上这些也仅仅是上层社会的小众行为，就整个社会而言，清朝对于西学的漠视，跟日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等人编译的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崇祯历书》
这一点从两国政府对待翻译人员的态度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来。
日本幕府跟荷兰通商过程中用到的翻译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日本政府挑选派遣，说白了，人家是有编制的政府公务员，在社会上地位很高。
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就同声传译，很多时候他们还翻译西方著作，传播西学。据统计，从1744年到1852年间，日本一共有117位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翻译西方原著五百多部，在学习西方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再看咱们这边，一般用到外语的时候都是先找传教士，比如当年乾隆皇帝看不懂外国表文的时候，就让官员找一个会汉语的洋人。需要翻译的时候也都是人家洋商自己掏腰包花钱雇人，说白了咱们的翻译就是个打工人，打工人天天996哪还有时间精力还去翻译著作，传播学术。
▲马戈尔尼来华时，既是使者也是翻译
如果再往深一点思考，就会发现这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就是在那个科举取士的年代里，西方科学在人们眼中没用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奇技淫巧”。
什么有用？什么没用？
以前军武菌在上学的时候，老爱看点课外书，结果每次都被老师教育：“别看那些没用的，你干点正事”，所以一直以来在军武菌的意识里，考试考的就有用，不考的就没用，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大概率也能用到那个时期的人们身上。
隋唐时期，日本派大量的僧人学者来中国学习，其中有两样东西日本人没学，一个是宦官，一个是科举。宦官这玩意太变态，而且手术成活率也不高，不学就不学吧，科举为什么不学呢？
这是因为日本天皇自古以来没掌握过多长时间的实权，而且日本的大部分官职都是世卿世禄，跟咱们西周那个制度差不多，你是谁取决你爹是谁，你爹是幕府将军那你以后也是幕府将军，你爹种地那你以后也跟着种地。所以日本的政治权力永远都掌握在少数贵族的手里，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你想当官，想治国平天下，这辈子都不可能。
▲日本贵族统治
正因为读书跟官位不挂钩，所以日本出现大量不依附于皇权的独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才会去学习西方那些实用的科学、技术。而咱们这边的不管是徐光启还是康熙皇上，他们热心于西方科技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好奇。
那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干嘛呢？读书，读书为了什么？考试当官。于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每天早上一睁眼就一件事——背书，白天背晚上背，黑头发都背成了白头发，天天就琢磨怎么押题。这就有点类似于许多中国孩子学外语，每天都背语法背单词练听力，结果一遇到外国人反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忘了外语是用来交流的。
寒窗苦读好不容易考上了，头上顶了乌纱帽，成了既得利益者，他再说话办事的时候就会瞻前顾后，生怕断了自己的前程，那他还能说朝廷不好，能不捡皇上爱听的说吗？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会说：“天下英雄皆入我毂中”这句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都开打了，道光皇帝还问英吉利在哪？离俄罗斯远不远？跟新疆有没有旱路连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近代一次又一次改革，却一次又一次失败，而日本明治维新就能一次成功的原因所在。
▲被科举毒害的范进
当然，科举肯定是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就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闭关锁国”也是这个道理。其实在军武菌看来，闭关锁国也许本身没有错，因为对于外来的殖民、渗透、敌对势力，这些东西毫无疑问要把它们拒之门外。
但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绝对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民族。
